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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5日

黃伯農

外部勢力介入民主化的規律

香港自6月反修例風波以來,北京已把街頭抗爭定性為「顏色革命」、有「外部勢力」插手和意圖奪取香港的管治權;西方陣營則把街頭暴力說成港人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北京干預」的做法。其實兩組觀點互不排斥。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最近出版分析全球民主化的報告,由前總統奧巴馬特別顧問和退休美國大使Norman Eisen領導撰寫,報告涵蓋1970至19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至今的發展。本文梳理外部勢力介入民主化的規律。

第三波已涉外部勢力

回應1989年民眾示威使柏林圍牆倒下和東歐進入民主過渡時期,美國學者Samuel Huntington提出1970至1990年為第三波民主化的理論。第三波民主化成功發生,取決於五組內外因素:

一、政權合法性下滑和經濟表現之間出現惡性循環。當政府服務質素轉差而引發民眾不滿示威時,所引發的衝突會進一步破壞政府運作和惡化經濟表現。

二、經濟發展增加中產階級和受教育人口,他們會更接受自由民主價值觀而支持民主化。

三、西方基督宗教的傳播也促進了民主化。1970至1980年代,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於南韓、菲律賓、波蘭、智利和巴西等民主運動扮演重要角色。

四、外部勢力的政策積極促進自由化和民主化。梵蒂岡、歐洲共同體、美國和前蘇聯等都有向東歐、拉丁美洲和亞洲等提供各種援助和協助移除民主化障礙。

五、民主運動具示範效果,引起別國人民仿效,造成遍地開花的「滾雪球效應」(snowballing effect)。隨着大眾傳播媒介如電視、電腦和電話的普及化,雖然政府能控制傳媒,民眾亦能跨國溝通,促成民主化擴散。

協助公民社會壯大

基於西方的介入支援,1990年代見證了「公民社會的非政府組織化」全球現象。1970至2000年間,全球的「非政府組織」(NGO)和「公民社會組織」(CSO)激增,估計他們從國際組織接收的資源增加了7倍。

起初西方政府、基金會和資助者只願與西方NGO合作,但做法昂貴和欠持續性,西方NGO也未有效與境外民眾和組織建立真誠合作關係。1990年代中,西方對外援助以「地方化」政策轉與地方NGO合作。

當時很多政府未認為境內組織接受民主支援是威脅,也未有對西方介入存有戒心。

不過,大量本土NGO的迅速壯大令政府開始擔憂,開始限制他們接收境外援助。1993至2012年間,超過25%的低收入及中收入國家立法限制本地NGO接收境外援助。

2000年代「顏色革命」浪潮和美國出兵中東,證明反對派和民間組織接收西方支持,各國便開始打壓本地NGO,很多NGO便被標籤為「外國間諜」、「公共秩序的威脅」,甚至「恐怖分子」。

輸出意識形態奪權

2000年9月在塞爾維亞受選舉舞弊爭議的米洛舍維奇當選總統,被西方支援的地方組織Otpor發動抗爭運動,成功推翻米洛舍維奇政權。

Otpor接受美國的國際事務民主協會和國際共和研究所資助。

2003年在格魯吉亞爆發「玫瑰紅革命」之前,有公民抗命經驗的境外組織已與境內社運分子合作,成功推翻總統謝瓦爾德納澤。

格魯吉亞社運組織National Movement和Liberty Institute曾到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與Otpor人員會面,並接受訓練;格魯吉亞NGO也接受來自美國政府、歐盟、世界銀行和歐亞基金會上億計的美元資助。

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爆發。雖然選舉舞弊讓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當選總理,但示威浪潮成功使民選的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取代他。「橙色革命」爆發之前,美國的國際開發署、國家民主基金會、英國的威斯敏特基金會和荷蘭的Alfred Moser Foundation,均已支持烏克蘭境內社運人士好一段時間。

「橙色革命」的領導組織Pora則接受來自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自由之家和加拿大國際發展署的資助。塞爾維亞組織Otpor也曾向Pora人士提供訓練。

在中東,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於2001及2003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旨在把塔利班和薩達姆政權推翻後,於無政府狀態中建立民主政體,當中涉及更激進的介入手段:

一、文化政治:輸出敵對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以削弱中東政權在觀念文化上的統治權。

二、政經分化:利用中東的不平等社經結構,支持「受委屈組群」發動革命推翻政權。

三、以戰爭手段入侵和取締政權之後,從無政府混亂中建立民主政體。

然而,接近20年的中東民主建國計劃南柯一夢,美國已正撤出中東。

以上經驗,可看出西方介入民主化的一些規律︰

一、西方社會早向境內非政府組織和受委屈組群提供資金和訓練,充權他們以自由民主價值觀作由下而上的抗爭;有境內組織亦由西方國家充權,以支援區內其他國家有接受西方支持的組織。

二、政權涉以不透明政經交易的「國家吸納」等手段拉攏境內外勢力,沒有根治貧富懸殊和貪污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會於突發事件時,被西方一直支持的境內組織和境外勢力利用,發動「顏色革命」和內戰等抗爭運動推翻政權。

三、推翻政權後,境內外組織會支持己方陣營人士入主政府,奪取管治權。

結語

我認為現時香港的社會衝突,部分為美中角力所致。

不過,後殖民政府沿用英殖時期政商緊密合作關係,有使香港回歸後的貧富懸殊惡化,為外部勢力充權受委屈組群發動抗爭提供環境條件。部分被外部勢力支持的香港公民社會,便與北京支持的政府建制撕裂,釀成當前局面。

香港應反求諸己,根治貧窮問題。例如,反修例風波以來,有東盟外交官向筆者坦言,香港「劏房」現象極不合乎國際人道水平,損害香港和「一國兩制」的國際形象。

北京、港府、建制和泛民可參考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組屋政策,應共同合作把「劏房」成為歷史,香港才可長治久安。

黃伯農_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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