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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9日

鄒崇銘

尋找蛇齋餅糭的最佳替代

假如在選舉之前,有人告訴我泛民將獲得區議會八成議席,有機會奪得18個區議會的控制權,我會覺得他精神肯定有問題!但既然已出現不可能出現的事情,大家更加任重道遠,對得起歷史託付的重責。不禁令我想起2003年的泛民大捷,同樣送了很多政治素人入議會,但當建制派投入大量資源重整旗鼓,泛民在2007年後便無以為繼。如何總結這段歷史遂變得非常重要。

勿延續蛇齋餅糭陋習

追溯16年前的地區政治生態,基本上仍是傳統政黨政治的格局。儘管政治素人並非都有政黨聯繫,但仍主要擔當傳統地區領袖和代議士的角色,較多專注於議會內部事務,而較少放眼於議會外的地區政治改革和區政民主化。區議員和社區成員仍存在較大的距離,並無真正形成有機整合的社區共同體。

相反,建制派在龐大組織和資源後盾下,則把注意力投放在直接物質服務,通過深耕細作的政治人脈網絡,滲透至廣泛的社區組織之中。尤其是通過財政資源上的優勢,以「蛇齋餅糭」打動社區成員,這對基層市民、老弱階層特別奏效。在建制派擁有控制權的地區,更通過調動區議會的資源,來回饋自己選區的選民,形成優勢不斷擴大的循環。

現時泛民重掌絕大部分區議會,坐擁龐大的議會資源,卻難免容易陷入過去的陷阱,沿用傳統自上而下的代議模式,着眼個別社區成員的低層次需要,延續蛇齋餅糭的一貫陋習;又或過度把焦點集中在全港性事務,例如五大訴求和街頭抗爭,而忽略社區層面的深入聯繫。如此一來,便難以因應不同社區的多元化訴求,提升市民持續參與的素質,為自下而上的區政民主化打好基礎。

政治素人的背景和能力固然千差萬別,不能強求,但假如有一定的發展模式可供依循,工作成效自可事半功倍。

一、自下而上的民主空間

首先,無論泛民或建制派的成員,均應該更有效拓展議會之外的參與空間,提供便利直接發聲的參與渠道,令社區成員感到地區政治是「眾人之事」,各自也有不同程度參與和一展所長的機會,並且有心有力投入集體決策。由此將拉近議員、選民以至廣泛市民的距離,進一步開拓區政民主化的想像,避免議員只埋首在一己的小圈子世界。

其中一個可能的起步點是,作為「反送中」運動焦點之一的連儂牆。這個源於雨傘運動的傳統,從運動開始已深入社區的街頭巷尾遍地開花,無人不識。它除了讓市民能更自發自主表達各種訴求,亦深具重新活化公共空間,讓市民重掌社區自主的象徵意義。它在「去佔領化」的「反送中」運動中,維持着化整為零的「佔領元素」。

另一個具關鍵性的因素是,網絡動員力量的未來發展。它一方面已超越地理空間的阻隔,構成跨區域的龐大動員力量,成為「反送中」運動的真正主角,甚至登上了美國《時代》雜誌。另一方面,它亦是社區成員的在地工具,能繞過傳統地區領袖的中介職能,毋須局限於傳統政黨的套路,令商議民主和直接行動變得可能。

在「反送中」運動發生前,大家都會對「沒有大台」的網絡動員模式,有過不少疑問;在「反送中」運動期間,這種動員模式的長期可持續性,亦充滿未知之數。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網絡動員和地區政治結合,在某程度上做到紮根社區,在特定地理空間中建立橋頭堡,它將必對香港政治文化帶來深遠的影響(詳見拙作:〈公民共同體:借鑑西班牙政黨,引入嶄新組織模式〉,收錄《開放合作:釋放香港社群力手冊》;突破出版社,2017)。

二、社區自治的公共空間

其次,前述連儂牆所佔據的,只是牆壁上的2D空間,而社區內存在廣泛的休閒、綠化和活動場地,才是3D的公共空間。眾所周知,由地產霸權全面「佔領」的香港,公共空間已愈趨零碎化和閒置化。不少也已交由私人管理,市民活動自由被嚴重限制。如何通過議會介入「重奪」公共空間,釋放這些空間的在地發展潛力,是促進社區自主自治的關鍵環節。

自2014年,食物及衞生局推出「墟市及小販政策」,便一直以「地區主導」為主要指導原則,意味在香港日漸普及的墟市活動,皆須通過區議會的審批和支持。這種照顧特定社區需要的做法,原是無可厚非的,但執行起來卻變成議員的尚方寶劍,淪為箝制民間組織的工具。現時各區議會若能撥亂反正,便應制訂更明確的約章,讓社區成員、不論黃藍均能在公平基礎上,舉辦墟市及活用公共空間的活動。

假如墟市是新興團體社區前進的工作重點,則「不是垃圾站」便是朱凱廸團隊的招牌項目。由於環境局在固體廢物政策上的不作為,反而弔詭地讓出社區自主參與的機會,令市民自發地善用閒置的公共空間,進行分類回收及環保教育活動。「不是垃圾站」從元朗區起步,現已複製至全港大部分地區,「梗有一間喺左近」。就連環境局的官方文件亦承認這是重要案例。

三、另類經濟的自主空間

其三,由「反送中」衍生的新事物,尚包括「黃色」或「藍色經濟圈」的倡議。人們最初的着眼點,更多是放在街頭巷尾的小店,以及更具個人特色、小批量生產的手作產品。這些都是值得珍視的社區經濟領域,但同樣不能忽視,實體商舖難免亦深受地產霸權制約,小店生意興隆之際,不少收益到頭來還是跌進地主的口袋。更不用說那些地鐵上蓋、集團壟斷和千篇一律的大型商場,要談社區自主亦無從說起。

事實上,隨着「網絡2.0」(Web 2.0)的崛起,新興的「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正全面普及,各類P2P的交換或交易平台,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但大大便利供應方和需求方的配對,促進產品和服務的高效率流通,而且毋須再受制於貿易中介的市場壟斷,因此對傳統資本主義運作模式,正在帶來翻天覆地的變革。

當然,虛擬和實體經濟絕非截然二分,網絡平台和小商戶必須互惠互補,如此才有可能充分發揮消費者的力量,真正實現社區自主的可能。對此,區議會及個別區議員大可在當區做起,促進各樣有利於另類經濟實踐的因素。最簡單的,莫過於從自己議辦出發,儘管未必適宜進行現金交易,但仍可催生各類重要的社區及消費模式。

四、社區共議的民間規劃

最後,支撐着香港整個地產霸權以至威權體制的,無疑就是背後的封閉和不民主規劃體制,為土地壟斷、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加以合理化和恒常化。因此地區議會的一個關鍵責任,就是重啟社區共議民主規劃的想像,開拓市民參與社區設計的空間——那並非指交通燈延長多少秒的問題,而是涉及土地用途決策的根本課題。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社區規劃問題是,公屋區域的商業及街市設施。自2005年領匯上市後,某程度上以炒賣物業作為工作重點,並未符合《房屋條例》確保提供居民所需設施的要求。在東涌和天水圍等新市鎮,興建公共街市更遲遲未能落實,官方規劃又完全無法配合社區所需。對此,區議會實可發揮更大的政治想像,捍衞民間規劃的基本合法權益。

過去數年,香港也有不少民間規劃的嘗試,包括與市建局交涉的中環街市活化方案,由「非常香港」推動的德輔道中行人專用區倡議,由「棚仔商販」主導的深水埗布藝中心方案,以及天水圍街坊策動的社區技藝生產中心方案等等,不一而足,難以盡錄。惟不少案例皆能見諸《重構香港》、《再造香港》(印象文字,2017)等書;台灣相近的案例則見諸好友侯志仁教授的《造反城市》、《反造城市》和《反造再起》等書籍。

至於直接涉及區議會的例子,則絕無僅有,必讀的是《改革戰記︰營造灣仔》(2011),由曾任灣仔區議會主席的黃英琦,親述2003至2007年的改革歷程。

林鄭月娥常常把深層次矛盾掛在口邊,彷彿眼前的五大訴求便「你睇我唔到」!按照同樣道理,雙普選是政制的深層次矛盾,卻不代表區政民主化,不能成為率先踏出的第一步。要拉近官民距離,化解政治創傷,令公民重拾對政治的信心,年輕人重拾對香港的希望,地區政治改革和區政民主化是必要的第一步。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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