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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5日

Joseph E. Stiglitz

打擊跨國公司避稅切忌半桶水

近幾年來,全球化口碑急轉直下,往往其來有自。一些批評者,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內,把矛頭對準錯誤的物件,營造一個錯誤的印象,即歐洲、中國和發展中國家挫敗美國貿易談判員,導致不好的協定,讓美國人受罪……

這實在是荒謬透頂。畢竟,最初制定全球化規則的正是美國;或者說,是美國的公司界。

每年損失5000億美元稅收

儘管如此,全球化仍然有一個特別有害之處未有受到應有的關注:公司稅規避。

跨國公司總可以無比輕鬆地把總部和生產所在地遷到稅負最低的司法轄區;在一些例子中,它們甚至不必轉移業務活動,因為只須改變文件上的「紀錄」收益,便可以了。

比如,星巴克可以繼續在英國擴張,而幾乎不用繳納任何英國稅收,因為它可以宣布在英國基本上沒有盈利。不過,如果真的如此,它又何必不斷擴張;既然無利可圖,為什麼還要增加網點?顯然,利潤是存在的,但從英國轉移到了稅收更低的轄區,方法就是通過版稅、加盟費和其他費用等形式。

這類避稅已經成為一門藝術,最精明的企業(如蘋果)正是箇中好手。這類行為的總成本是巨大的。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政府因為公司稅的轉移,至少每年要損失5000億美元。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和他的同事估算,美國跨國公司的海外利潤中,大約有40%轉移到避稅港。2018年,500家最大企業中的60家(包括亞馬遜、Netflix和通用汽車),沒有繳納美國稅,儘管它們的(全球)總利潤高達800億美元。這種趨勢正為國家稅收收入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也破壞公眾的公平感。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許多國家陷入嚴重的金融困難,因此,要求反思如何對跨國公司徵稅的呼聲便愈來愈高。一項主要的嘗試是,經合組織的「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計劃」(BEPS),該計劃已經產生巨大收益,遏制了一些最惡劣的行徑,例如以一家分公司貸款予另一家。然而,資料表明,當前的嘗試還遠遠不夠。

BEPS只能小修小補

根本的問題是,BEPS只能零敲碎打地修補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已經無可救藥的現狀。在流行的「轉移價格系統」下,同一家跨國公司的兩家分公司可以跨境交換商品和服務,然後在出於納稅目的報告收益和利潤時,「正常」估算這筆交易的價值。它們會提出商品和服務在競爭性市場中交換所須支付的價格。

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這套體系的運轉從來都不甚好。你如何估值沒有發動機的汽車?或沒有扣子的襯衣?沒有正常價格,也沒有競爭性市場可供企業參照。而擴大的服務業的問題更大:在管理服務由總部提供的情況下,如何估值一個生產流程?

隨着公司內部交易的增加、服務(不是商品)貿易的擴大、智慧財產權重要性的提高、企業愈來愈善於利用體系,跨國公司從轉移價格體系中獲益的能力也愈來愈大。結果是,大規模的利潤跨境轉移,並導致稅收收入降低。

美國企業不允許在國內轉移定價以分配利潤,這就很能說明問題。這意味在進出州界時,就要反覆定價商品。相反,美國公司利潤以既定公式在不同的州之間分配,所考慮的因素有就業、銷售和在各州的資產等。

此外,國際公司稅改革獨立委員會(Independent Commission for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Taxation,筆者是委員之一)在其最新宣言中表示,這一方針是唯一能夠在全球層面運轉良好的方針。

經合組織將很快拿出大型方案,把現有框架向這一方向推進一小步。不過,如果關於該方案的報道正確的話,它走得仍不夠遠。

採用該方案後,公司的大部分收益仍然用轉移價格體系處理,只是有一個「殘值」根據公式進行分配。這樣分割的理由尚不清楚,只能說經合組織可能推崇漸進。

畢竟,幾乎所有司法轄區中所報告的公司利潤, 都已經包括資本和利息收入抵扣。這些「殘值」——純利潤——來自跨國公司全球活動的聯合操作。比如,根據2017年美國減稅和就業法案,資本產品的總成本可以在某些利息的基礎上額外抵扣,這就使得總報告利潤比真正的經濟利潤大幅降低。

設法結束全球逐底競爭

考慮到問題的規模,很顯然我們需要一個全球最低稅,以結束眼下的逐底競爭(有利於公司而有害於其他所有人)。沒有證據表明,全球總稅收降低會帶來更多投資(當然,如果一國降低本國相對外國的稅收,可能可以「偷」一些投資;但這一以鄰為壑的方針,無法在全球範圍起作用)。

全球最低稅率,可參考當前平均有效公司稅率制定,大約在25%;否則,全球公司稅率將趨近於最小值,意在增加跨國公司稅收的改革,最終將適得其反。

世界正面臨多重危機(包括氣候變化、不平等性、增長放緩和基礎設施老化等),如果沒有資源充足的政府,我們一個危機也解決不了。不幸的是,當前的全球稅收改革方案根本不夠。必須逼迫跨國公司做好份內事。

作者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他最近著有《人民、權力和利益:不滿時代的進步資本主義》(People, Power, and Profits: Progressive Capitalism for an Age of Discontent)。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9.

www.project-syndica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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