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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中國政經思想的日本背景

今年較早時,我曾在本欄探討一個思想史上的問題,那就是在清末民初,各種西方思想傳入中國之際,為什麼中國知識分子在政經方面如此側重於吸收較為左傾的思想,例如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相反,秉持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等較能容納市場經濟的思想者,則寥寥可數。

我覺得這個宏觀問題的重要性,不下於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 quesiton,即為何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畢竟,對私營部門(private sector)和資本家的懷疑甚至敵意,在歷史上(尤其是過去100年)已深入很多國民的基因,時而潛伏,時而發作。

我先前的3篇文章,從中華文化本質的角度探討了一些可能解釋。第一篇探討中國傳統思想如何違悖海耶克所揭示的市場經濟關鍵——滿足「未知的人」的「未知需要」的非自然倫理觀;第二篇回顧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第三篇則介紹了中國古代「無君」思想源流及其一些缺陷。可惜,礙於見識不足,我的論述縱非矮人看戲,猶似瞎子摸象,須待將來擴充和整理。

但除了上述系統性原因外,還有沒有一些較為偶然的原因,導致左翼思想成為「西風東漸」的主流呢【註1】?剛過去的暑假,我和家人去了日本北海道旅遊。雖然行程跟這些嚴肅問題無關,但卻提醒了我進一步探究日本在西學傳入中國過程中的角色,並有一些了相關的發現【註2】。

中國和日本的關係,一直給我十分奇妙的感覺,因為兩國在中古時期的交流,為日本帶來不少開化,而到了近200年,日本則成為中國接觸西方的重要稜鏡,彷彿投桃報李。在政經思想方面,日本明治時代的「自由民權運動」也對中國有一定影響。

自由不一定要放蕩

我崇尚的自由——也是本文探討市場經濟的基石——是指法律應容許每個人決定如何運用自己的私有財產,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財產。這在今日的政經語境裏稱為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但自由意志主義並不鼓吹人們用盡法律容許的行動空間,忘情縱慾;那會是一種毫不相干的思想——放蕩主義(libertinism)。

作為一項現實觀察,較為支持私有產權、市場秩序的人,往往是在個人生活上較為保守、拘謹的人,而不是嬉皮士。

在英美等國,自由經濟和傳統道德都是由同一個主要政黨代言的,而擁抱社會民主主義和「另類生活方式」的則是另一個主要政黨。

十九世紀,日本不少人都把西方傳入的「自由」概念理解成對個人生活習慣的解放,多於法律對私產的確立。甚至有些西方篇章談到私產意義上的「自由」,日本人都把「自由」誤譯為「放肆」。

當時日本流行的一句詩「買妾鬻妻亦自由」,記載京華冠蓋的拋妻娶妓之風,而雜誌上也滿是猥褻內容,圖文並茂。

自由意志主義除了要跟放蕩主義區分外,還要跟另一概念區分。法國思想家貢斯當(Benjamin Constant)曾提出「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的自由」之辨。前者是指參與公共事務、作出集體決定的機會(儘管這也是盧梭的主張);後者則是指私人行動空間的法律保障,與私有產權的概念契合。

參政權未必保障產權

日本思想家福澤諭吉曾批評,「自由民權運動」的所謂「自由」往往只聚焦於政權不讓人民參政、投票的問題,而忽略就算人人有權參政,多數人仍可作出侵犯個人權利的決定。更可笑的是,當小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自由》(On Liberty)被譯為日文時,原文提到「個人」與「社會」的矛盾的段落,被誤譯為「人民」與「政府」的矛盾【註3】!

至於上述兩個對私有產權自由觀的偏離(即放蕩主義和聚焦於參政權),如何從日本傳入中國,形成中國所謂「自由主義」的毛病,讀者可參閱註2提到的書,此不細述。我最後只想提出兩個有待進一步處理的問題。

第一,中國的思想面貌受日本影響,固然有一些偶然性,但日本的思想面貌之所以有某些特徵,本身又有沒有系統性原因呢?有說法指出,對私有產權的尊重需要長遠傳統的沉澱,而放蕩主義和集體主義則較有浪漫激情色彩,因而較易被移植到正處變革的社會。我日後會再仔細想想這是什麼意思、是否成立。

第二,日本和中國的所謂「自由主義」都強調個體行為的解放,而非法律對產權的保障,其中一個因素會否是漢語「自由」一詞比西方「liberty」一詞更具有「恣意」的意思,故當「liberty」被譯為「自由」後,造成訊息上的偏差?雖然對「自由」在文言文中的用法略知一二,但我不諳印歐語系的訓詁,所以無法在根本的層面進行比較。

盧安迪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1:其實我先前的〈中國文化和社會主義〉一文已提到了一個偶然原因,那就是「新文化運動」剛好發生在西方知識界被社會主義風靡、「進步主義」運動如火如荼的時代。假如「新文化運動」提早四分之三世紀發生,吸收的內容會有很大分別。

註2:基於篇幅關係,本文只能勾勒出一些重點;更多具體考據可見鄭匡民《西學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一書的第四章。本文提及的例子多出自該處。

註3:註2提到的書花了頗多篇幅,闡述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的「消極自由」、「積極自由」之辨。但我不是很明白它後來對日本情況的介紹,如何顯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着重積極自由,所以本文沒有採納這個框架,而是使用貢斯當的框架。雖然參政權也可看成是積極自由的一部分,但側重點還是不同。

 

(編者按:盧安迪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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