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5日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是「香港最黑一天」的標記。7月21日晚上的元朗,「白衣人」橫行,市民遭毒打、生命受威脅時,近2小時陷於無政府狀態,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恥辱,民憤難平。
7月22日的報紙,以「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為頭條新聞的,有《明報》和《蘋果》,標題「走得很近」:〈元朗無警執法 白衣人暴打市民〉(《明報》)、〈元朗無警時分 黑幫喪毆途人〉(《蘋果》)。本港和外國的許多網絡平台,選取的頭條新聞相同。外國媒體的中文網,以德國之聲的頭條標題最好:〈白衣人衝進元朗站台追打 警察神隱港民遭殃〉。
放水護白衣 鐵通毆乘客
這些媒體的選題、標題,突顯對受傷者的人道情懷、對生命價值的珍視,這是與先表態効忠的「官腔」不同之處。
7月21日晚上,幾十個穿白衣的壯漢,持藤條、鐵通等武器,多次衝入元朗西鐵站甚至車廂內,圍毆「黑衫人」,也毒打乘客(老人、兒童、孕婦)和記者。施暴者是極端恐怖分子,以穿白衣為行動的「標識」,故權稱為「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
有元朗區議員透露,20日獲鄉事界消息,謂將有黑道行動,報警後分區警察表示已知情,但並無應對舉措,似「放水」。這是「白衣人」能持武器闖入車廂的一個原因。
警方於23日宣布,已拘押11個嫌犯,為職業司機、小販、無業者,有的具黑社會背景。
見人就打的施暴者,類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的「流氓無產者」,被稱為共運中的「勇敢分子」。毛澤東(1893-1976)宣揚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曾表示讚賞有「革命性」的地痞、流氓。「革命性」指仇恨和「你死我活」的狠鬥。
從電視再現的「場景」來看,「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施暴者,見孕婦也打的狼性囂張,令許多市民害怕。施暴的目的,或就是以恐怖手段使市民恐懼,不再參加護衞自由和「反送中」的遊行。這是極端恐怖分子的自發行動?還是有人指點?引起各界的質疑。在現場的市民和媒體提到,極端恐怖分子橫行時,為何有「元朗無警時分」?在施暴發生後不久,有線電視已播出「場景」,警方為何未及時應急?
另一被廣泛質疑的,是一群警察在元朗封村後,並未拘捕什麼人。明明是「白衣人」在車站、車廂狂毆乘客,分區警官竟說成是「兩幫人打鬥」;明明是「白衣人」手持鐵通、藤條,竟說看不到有施暴武器(大意)。現場的警、白(衣人)對話「溫情脈脈」,且有友善的肢體語言。
更大的質疑,在於一連串的「巧合」。媒體提到有政客與「白衣人」之「老友關係」、某集會上的「藤條教子說」;又提到某集會有「白衣人」參加,搗毀大埔連儂牆的又是「白衣人」。
警務處處長在22日的記者會上說,警方與黑社會「勢不兩立」。且看警方有無讓市民信服的行動。
對警方而言,「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是危機也是契機。警方如切實徹查黑道介入恐怖活動,有不偏不倚的交代,便可能重拾市民的信心,緩解警民緊張關係。對「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受害市民(超過40人受傷),官方應發放一次性的慰問金、賠償金。這是官方未盡責的代價。
利君雅要求 官員講人話
「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的揭露,有賴香港媒體。他們持續的追蹤報道,讓市民能把握事件的脈絡;他們的追尋真相,也暴露分區警察管理之弊,特區政府應急不力,未珍視市民的生命價值。
新聞自由是社會文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維護新聞自由,是守護「兩制」邊界的「重中之重」。在「一黨領導」體制下,沒有真正的民間媒體和新聞自由,任何社會事件都可以「維穩」之名封鎖消息,民眾沒有知情權可言。在近期香港的社會抗爭中,記者面對人身安全乃至生命的風險,在多次警民糾結中,有記者受槍傷或被辱罵。在「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中,無綫前記者柳俊江因想救人而被狂打,頭破血流;立場新聞何姓女記者被毆倒地,仍上線傳遞新聞訊息。
對於記者採訪環境的惡化,官方一直冷漠,並無切實的改善舉措。香港外國記者協會倒在22日舉行「默站」,抗議記者受到暴力威脅、傷害,他們高舉的標語是:「堅決保衞新聞自由,不容暴力對待記者」。
在現場第一線,許多記者奮不顧身記錄「場景」;在第二線的官方記者會上,亦「窮追真相」。在22日的記者會,所有記者的提問,都是行政長官列為「次位」的話題:元朗事件。有線的游俊華、無綫的何曼筠和港台的利君雅等「勇敢地」質疑,也帶出市民的憤怒。
針對市民被「白衣人」多次狂毆而得不到援救、各界有「警黑合作」之疑,港台記者利君雅質問行政長官:「你凌晨4點可以開記者會,你昨晚去哪裏?」並要求她「講人話」。無綫的何曼筠提到元朗的暴力涉及人身安全,觸及官方的「冷血」。
他們正視人的生命價值,同情受暴虐者的遭遇,情不自己提出「講人話」之請,不想再聽敷衍民意的「官腔」。這種為民請命的精神,正是維護新聞自由、護衞法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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