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2日
早前,日本有兩宗命案引起當地,以及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兩宗案件的共通點皆與「繭居族」(Hikikomori)有關。其實,隱蔽現象並非新鮮事,而且大眾容易把所謂「宅男宅女」理解為個人問題,因此不太受人關注。直到一些罪案牽涉隱蔽者,由於對他們的了解有限,大眾容易把隱蔽行為與罪行扣連。這些想法是事實,還是偏見?社會對繭居族的支援足夠嗎?
隱蔽青年成因多樣化
今天日本社會的「繭居族」,被視為一種社會現象,它指一個人從社會中退隱,不上課或不工作,持續6個月或以上,絕大部分時間留在家中不願與他人互動的狀態。繭居族寄情於獨處室內,並非患上精神疾病。然而,令一個人從社會中退隱的成因複雜而多樣,結合生理、心理、社會等因素,不同年齡人士均有可能受到隱蔽問題困擾。
從2005年起,香港開始研究關於類似的社會退隱行為,通常在青少年身上發生而稱為「隱蔽青年」。香港隱蔽青年的人際網絡較為薄弱,同時面對不同程度的社會排斥。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於2015年以電話問卷調查香港青少年隱蔽情況,發現全港約有2%的青少年有超過6個月的社會退縮情況,其流行趨勢與日本相似;研究同時發現他們都受到情緒困擾,精神欠佳,沒有動力求助。形成這種行為的原因不一定由自己一手造成,失去前進動力,與家庭和社會有莫大關係。
隱蔽的現象與社會和文化息息相關,華人社會對青少年,特別是男性,寄予相關的社會標準。社會普遍認為他們順從主流道路就是成功的金科玉律,接受良好教育、找到理想工作是達致成功的關鍵。
與日本繭居族不同的是,本港隱蔽者多見於社會基層。貧窮產生苛刻的生活條件,容易令人受到社會排斥,扼殺青少年發展空間。貧窮家庭亦令家長需要長時間外出工作,有機會忽略對子女的關愛,家人情感忽視所帶來的創傷,亦容易令親子關係疏離,青少年於是壓抑他們真實的感受,心理上隱蔽自己。
不過,家長過分溺愛子女,也是隱蔽青年的其中一個成因,令子女過分依賴父母,未能獨立面對生活的各種問題和壓力。有其他研究指出,有些隱蔽者的興趣或工作理想得不到父母支持,因此以消極態度逃避社會責任,放棄其他發展出路。
兩宗日本有關繭居族的新聞,反映隱蔽者的照顧者承受的巨大壓力,那些壓力來源往往來自社會對隱蔽者的標籤和污名;即使社會對隱蔽現象展示關心,可是有些人沒有理解箇中原因,只顧直斥其非,傳媒把繭居族與暴力表現掛鈎,斷言隱蔽者與罪案之間的關係,只會加深社會對隱蔽者及其家人的偏見。
繭居族經常被貼上「不事生產」、「沉迷電玩」等標籤,這些刻板印象帶來的污名,或會對隱蔽者的自尊和自我認同造成傷害。著名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指出,污名化是某些族群被他人強加身上的負面標籤,形成差別對待。隱蔽者的負面描述,令人把隱蔽行為標籤為低劣和異端,不把它當作非主流的生活方式。
污名化不但對隱蔽者造成傷害外,還會容易打消照顧者尋求協助的念頭。很多照顧者因害怕他人的批評和白眼,而容許隱蔽者繼續隱藏,大大減低兩者尋求協助的意欲。有時候,照顧者也會因隱蔽者未能達到社會期望而羞愧,認為自己管教不善;他們還會抱住「家醜不外傳」的心態,拒絕救助,因此無法向外人傾訴而感到龐大壓力。
一切須從溝通入手
有些隱蔽者與照顧者之間疏於溝通,令照顧者不能明白隱蔽者脫離社會的原因,因而令照顧者無所適從,只能透過社會標籤,為他們的行為和情緒作出不同的猜測,內化對繭居族的偏見;就算察覺問題的嚴重性,亦因為害怕受到歧視而抗拒求助,繼續活於水深火熱之中。
隱蔽的時間愈長,愈與社會脫節,雖然他們的行為影響不到公眾,但容易被遺忘。然而,隱蔽者甚少主動尋求協助,社會服務亦難以向隱蔽者提供直接的服務。透過轉介或家人直接求助,家訪成為社工接觸隱蔽者的切入點。
不過,社會對照顧者的支援有限,忽略他們照顧隱蔽者的壓力。由於多數的隱蔽者抗拒工作,故其多依賴家人生存,為家人造成經濟負擔。有些家人不滿隱蔽者的依賴,因而容易發生口角,產生家庭矛盾和衝突。若然家人也被龐大的壓力壓垮,輕則影響他們與隱蔽者的關係,重則有可能釀成悲劇。因此,社會應該加強綜合家庭支援,對兩者作出相應的幫助。
如家長發現子女減少外出,長期逗留家中,甚至對生活周遭事物失去興趣,他們可能受日常生活或學業問題困擾。
家長可主動打開話匣子,了解而不帶批判地傾聽子女的心聲,集中留意他們的感受。溝通時,家長不能單單以成績作為量度子女價值的標準;相反,應欣賞他們說出擔憂的勇氣,並協助他們面對難題,從而讓青少年培養出正面心理去克服挑戰。在管教的態度上,家長即使想表達對子女的關心,也應該避免對他們過分溺愛,否則青少年會更容易走上極度反叛或隱蔽這兩個極端。
隨着社會變遷,生活方式將更多元化,我們應該持更開放態度面對主流以外的生活方式。同時,解除對隱蔽者的污名化,有助社會理解他們的真實狀況。其實,污名包含了對其無知、偏見、歧視等,涵蓋知識、態度、行為3個範疇,若我們多作相關了解,必定能夠掃除偏見,減少對隱蔽行為的歧視。再者,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創造有利環境,鼓勵隱蔽者和照顧者與外界接觸,讓隱蔽者能有足夠的安全感,脫離社會退縮,重新投入社會。
香港大學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項目主任閉清瑜、總監葉兆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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