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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薪傳守志資料館 滄桑漫話天安門

一、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是形容世事無常、盛衰多變的老話,等閒用上,能解會說這話的人,不知凡幾,不過,一旦落到現實,遇上變故,像當年春夏之交那場「天安門風波」,輾轉三十年的人情國是,其變與未變,一晃而過的歲月,帶着多少疑惑?浮沉於歷史長河的又留住多少記憶?

香港以「六四事件」為主題的紀念館,在支聯會幾經波折的策動下,終於在今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正式開放給公眾參觀。十年前的六月四日,本欄題為〈往之不諫變生不測 來者可追為後人謀〉,文章副題標示「六四二十周年建議設立資料館」,那是筆者第一次談到「香港是最適合設立六四檔案資料館的地方」。

設立「六四資料(紀念)館」的想法,是受當時剛出版那本根據故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一九一九—二○○五年)「完整錄音」而成書的《改革歷程》的影響,該書第一部分第一章的開頭,趙氏便說這段話:「七年以前(一九九三年),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經把六四的一些事情寫過一個東西,算是留下一些記事吧,現在我按這個材料來講,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發言提過了,有些是沒有講……」

胡耀邦逝世(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群眾悼念先賢的活動,迸發出人們對政府、對官倒、對腐敗的極度不滿,他們要求政府改革的訴求,掀起了那場規模浩蕩的學運,北京核心領導層循着強硬對付的思路,色厲內荏地把學運定性為「反革命動亂」;五月十九日晚上,仍然是總書記的趙紫陽拿着揚聲器,到廣場勸喻學生停止絕食的抗議行動,說了「你們應該健康活着!」他所流露的一份共產黨人罕見的憐惜與同情的人性,遂被中共黨國大老劃為異端,把他摒諸核心領導層門外,尋且打成「支持動亂與亂黨」的叛逆分子而失去人身自由。當筆者讀到趙氏遭軟禁至終老的十五年間,竟對自己那段椎心瀝血的經歷,亦有「忘了」的憂懼,於是意識到香港應有一間「六四資料館」,展示、收藏與「六四風波」有關的種種物事文檔,讓後來者有機會看到最接近真相的事實。歷史將告訴大家,那是最能發揮薪傳作用,抵擋記憶被閹割、扭曲的最佳途徑。

由於內地對有關「六四風波」的言論封鎖,隨着歲月流逝而趨嚴厲,而香港在時移世易和形格勢禁下,「一國兩制」連被虛與委蛇的僅有尊嚴亦消失殆盡,自上而下的建制中人,無論是政府官員或議會裏的代議士,要非事事以京官的話為依歸,便會被劃為近乎敵對的異見分子,出於對香港社會的真誠與關懷,往往被一筆抹掉,而出手打壓輿情的或紅或黑的惡勢力,囂張跋扈!支聯會能夠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完成在香港開設「永久性」(?)六四紀念館,極不容易,令人欽佩。據昨午本報網站貼出港大民研第二十七次(民研總監鍾庭耀博士退休前最後一次)「六四周年民調」顯示,主流意見繼續認為北京政府當年處理「六四風波」手法不當,在十八歲至二十九歲組別中,認為北京「手法正確」的只有百分之二;市民對支聯會的評分顯著上升三點三分至五十點二分,而反對解散支聯會的比率為百分之五十三(支持解散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市民對支聯會的看法正面,似乎在高呼「支聯會,加油!」

二、

大約五六年前開始,香港有些年輕人認為支聯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無論形式和主張,均未足以反映他們心目中那場民主運動對香港的衝擊和意義,於是另起爐灶。「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那些源於初心而被視為已不合時宜的支聯會口號,亦成為部分年輕人不願參與其中的口實,繼而以不同主題不同地舉辦維園以外的紀念活動。由於未能維繫那些包括不少專上院校學生在內的青年人,「堅守記憶、對抗強權」的支聯會士氣,難免受挫;可是,支聯會年復一年,從英治到回歸後的和平守志,年年的維園燭光,已成為香港感動世界的人文風景!

支聯會景從愛國、爭取民主的立心,港人未必人人追隨、附和,然而,八九民運激起港人的盼望與失落,是一份休戚與共的經歷和感受,透過支聯會年年勤加「拂拭」的煥發,在港人心中建立起來的集體記憶,不僅沒被塵封與磨滅,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而更為港人珍惜。那是支聯會與眾多港人一起成就的大功德!

《逃犯條例》修訂的強行其是,令香港當前的政治氣壓低得令人窒息;而不按《基本法》循序漸進的「民主建政」,恐怕與當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塑像般,同樣短命。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晚上,漏夜矗立的民主女神雕像,只在一周之內,便在眾目睽睽的熒幕前,遭猛力撞擊而碎裂傾塌,落得一個違反廣場管理規定、構成對國家尊嚴與侮辱民族形象的惡名。香港政改,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藉故拖延和糟蹋,《基本法》對港人(和世人)的承諾,在人大釋法的威權下,已被北京撕碎,爭取真普選的佔中三子和眾多年輕人陷獄,在外國人眼中,他們都成為不滿人大釋法的「政治犯」!

當年在天安門廣場負責採訪國事訪問北京的蘇聯國家主席戈爾巴喬夫的外國記者,「因時際會」,遇上學運,看到了軍事鎮壓的過程,包括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齊邁可(Mike Chinoy)在內的好幾個目擊者,分別於「六四風波」二十五和三十周年前夕,透過紀錄片和文字紀錄,呈現他們對當年「血濺天安門廣場」的見聞和感想。齊邁可在月前的一次公開訪談中,提到中共領導層在戈爾巴喬夫五月十五日訪京前的態度,對𪊽集於廣場的學生和工人,可說相當包容,隱約釋出願意妥協的可能性,令當時不少駐守北京的中外記者,感到這場抗爭會以圓滿落幕;有人甚且高談闊論,把這場學運和一九八六年菲律賓「人民力量」推翻馬可斯獨裁政權的和平革命相提並論。一直保持客觀冷靜以免錯誤判斷形勢的齊邁可,於六月三日從酒店房間看到(和拍攝)解放軍向廣場中心慢慢推進的場面,馬上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對中共的看法沒有遠離事實,而齊邁可認為中共會為了牢牢掌握權力而以極端手法「平亂」的看法,雖然有點匪夷所思卻與事實非常接近。

那是如今很多人都已明白的一課,但是港人想不通的是,中共對於早就承諾實行資本主義和高度自治的香港,竟然亦會為了全權操控而亂來!

八九六四卅年.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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