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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31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反思五四運動(下)—民主與私有產權

在上兩篇文章中,我分別探討了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利弊,以及科學精神的應用和誤用。而這反思(廣義上的)五四運動的最後一篇文章,則會討論新文化運動的另一個口號——德先生,即是民主。

今天大部分人的觀念是,五四運動提倡民主,而這一理念在民國時期被部分實現,但中共建政後則是獨裁、不民主,所以是違悖了五四精神。另一方面,中共政權則傾向以五四精神的繼承者自居,這一說法被許多人視為荒謬。但在某個(下文會更確切說明的)意義上,我其實是同意中共對自身和五四運動的關係的描述;問題只在於他們認為這是好事,我認為這是壞事而已。

「民主」一詞在今天是被那麼隨意使用,以至於它幾乎可以代表任何東西,所以我們有必要先確立一個較嚴謹的討論框架。我認為法國思想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的思想對此很有幫助。在《論法律》(The Law)一書中,他提出了一個社會的政治秩序的3個可能情況:

一、少數人合法搶劫多數人。

二、沒有人合法搶劫任何人。

三、所有人合法搶劫所有人。

巴斯夏認為法國革命前的君主制(或廣義上的封建制度)是屬於情況一,而巴斯夏追求的則是情況二。但他認為法國革命後的第一共和國(非特指恐怖統治時期,而是整體而言)和第二共和國都屬於情況三,因為政府在「多數民意」的授權下,實施違反私有產權的政策(例如財富再分配、規管或國營化)。「民主」一詞既可以代表二,也可以代表三。

政府權力限制不一

較為接近情況二的一個例子,是立國初期的美國。美國的官員固然是民選產生,在這個意義上是「民主」的;但政府的權力非常有限,選民基本上不能指派官員去做侵犯其他人民的私有產權的事情【註1】。

美國國父們多對「民主」一詞十分厭惡,例如Thomas Jefferson和Alexander Hamilton,雖然分處國父之中的政治光譜的兩端,但都分別曾說「民主就是暴民政治」和「民主的本質是畸形的極權」,因為在他們的語境中,「民主」一詞的意思不只是官員由民選產生,而且實際政策也是基於「民意」。換言之,他們說的「民主」是情況三的意思。

在情況三的意義上提倡民主的朋友,往往會引入多重複雜性來緩解人們對「多數人的暴政」的憂慮,但在我看來,這些複雜理論並沒有改變事情的本質。例如權力的分立和制衡往往被視為民主的要素,但如果有足夠多人支持一項政策,令其在所有程序中都夠票通過,無論什麼制衡都阻止不了其實現。又例如憲法被視為限制政府權力的重要工具,但世上大部分憲法都不把侵犯私有產權的行為視為跟直接侵犯人身的行為同等地有問題。

那麼,五四運動提倡的「德先生」是指情況二還是三的「民主」呢?正如我以往較詳細討論過【註2】,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絕大部分中國讀書人,都是支持某程度上的社會主義政策,認同人們可以通過民主投票「投」走別人的財產。雖然他們有一些關於「個人權利」、「個體解放」的論述(lip service),但歸根究柢,他們眼中的「人權」並不包括堅實的私有產權。

事實上,在民國之前,中國人在經濟活動和稅收上受到的政府控制是頗為鬆散的【註3】。這不單是大清遺逸辜鴻銘先生在《中國人的精神》裏引以為傲的事實,就連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演講中也直言:「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同理,五四知識分子若非想引入更多集體主義政策,根本不用大發牢騷、大費周章。

唯私產可避免獨裁

寫到這裏,我想起不時有人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形容五四精神。諷刺的是,寫下這兩句話的恰是「食毛踐土記前生」的陳寅恪先生,他寫來稱頌的是「贏得大清乾淨水」的王國維先生。

的確,在一個人人追逐「進步」潮流的時代,堅持保守的人往往才是最有獨立思想。而王國維先生也是最清楚地看到當時「民主」口號的根源和最終歸宿的人。

在1923年寫給溥儀的一篇題為〈論政學疏〉的奏章中,王先生展現了對「寡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深刻認識,即無論一個政治秩序在理想中多麼「民主」,只要不堅持私產制度,賦予了政府進行經濟計劃的權力,最終都會演變為寡頭極權:「試問立憲共和之國,其政治果出於多數國民之公意乎,抑出於少數黨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無中外一也。所異者以黨魁代君主,且多一賄賂奔走之弊而已。」由是觀之,從提倡相對溫和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理想,到共產黨的專政,不無傳承之道理。

早在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前後,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王先生已表達過「赤化之禍,旦夕不測」的憂慮,因為在當時的集體主義氛圍中,「中國報紙亦復陰贊其說」。

經過對神州思想地貌的再多幾年觀察,王先生在〈論政學疏〉的尾聲預言:「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真乃神悟。他也寫道:「俄人行之伏屍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為也!」

今年除了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在有這麼多特殊意義的年份,我寫了一首律詩,可為本文作結;姑且稱其為《無題》:

「紅日高煎久不任,乍涼還暑更驚心。已隨周顗傷天變,安得桓溫濟陸沉。中禁指梅虛作杏,上清捫石轉充金。月明雙拜知何世,聊把長愁付短吟。」

盧安迪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1:詳見我以前的一篇文章〈什麼是美國?〉

註2:詳見我以前的一篇文章〈劉曉波的政治哲學

詳3:可參見梁漱溟先生《中國文化要義》一書和我近日的文章〈中國「無君」思想源流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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