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8日
近日,一些關於美國大學與中國留學生的取態的新聞引起關注。例如早前有傳媒報道,今年麻省理工學院(MIT)在「提早申請」(early action)階段,一個中國內地或香港學生都沒有取錄,並揣測這是跟美國憂慮中國學生進行間諜活動有關。
此外,早前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有教授向學生發電郵,要求他們不要在學術環境裏用中文交談,亦引起風波。本文希望結合一些自身觀察,對上述問題略作探討。
無人取錄 並非奇事
MIT在「提早申請」階段沒有取錄中國內地或香港學生,是否異常?首先,讓我們對美國大學的收生制度稍作回顧。
美國大學的本科申請有兩個時機。第一個時機是「提早申請」【註】,大約在10月或11月截止,並在12月公布結果(其中一個可能結果是把對某學生的取錄決定,推遲到第二個時機才公布);第2時機則是「正常申請」(regular action),大約1月初截止,並在3月或4月公布結果。現在麻生理工學院只是在「提早申請」階段沒有取錄中國內地或香港的學生,至於「正常申請」則仍屬未知之數。
根據MIT網站的資料,現時在學的來自香港的本科生共有5名,即平均每年有1.25名。由於MIT獲取錄學生的入學率約為70%,而且「提早申請」階段佔所有獲取錄學生的比例略小於一半,故可估算MIT每年在香港提早取錄的學生平均少於一名。即使這個數量的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是1名,那麼某年沒有香港學生被提早取錄,仍是在距離平均值少於一個標準差的事件,完全不足為奇。
至於中國內地學生,現時MIT在學的共有57名。根據上述方法估算,每年在中國內地提早取錄的約有個位數字。假設這個數量的標準差是三數名,那麼某年沒有中國內地學生被提早取錄,仍大概是距離平均值少於兩個標準差,即在統計學上的95%置信區間(95% confidence interval)之中。
當然,上述估算(尤其是在標準差的假設)頗為粗糙,但這裏想強調的原則是,我們必須區分「平均值」和「個別數值」這兩個概念。順帶一提,這也是為什麼一些人士反對用員工的種族分布座位指控僱主種族歧視的證據:假設某行業的每間公司有5名員工,社會上有兩個種族,各佔一半人口。即使僱主沒有歧視,而是隨機從兩個種族裏挑選員工,平均每16間公司便會有一間的5名員工全部來自同一種族,因而被指種族歧視!
言歸正傳,除了統計分析外,我們還可從誘因角度探討美國大學會否故意不收中國學生。首先,雖然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態度或許有一些變化,但這些變化對私立大學的影響往往比較緩慢和間接。事實上,左翼知識分子主導的大學,在國際學生的問題上不賣聯邦政府的賬,早有先例,例如不少美國大學都自命為「庇護校園」(sanctuary campuses),任由非法移民居留,並對政府的執法行動十分消極應對。
歐美的左翼人士對共產政權的態度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覺得現時存在的共產政權,其實是背叛了真正的左翼理念,所以反對他們;美國民主黨建制派大多是這種態度。但還有第二種,尤其是十分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則是對世界各地的共產政權有一些情意結(soft spot),連帶對以往帝國擴張的歉疚。如果他們對中國學生有任何歧視,只會是正面的歧視。
左翼學者 擁抱多元
退一萬步說,即使美國大學擔心中國學生從事間諜活動,拒收本科生都是捨本逐末的做法,因為本科生接觸前沿研究的機會相對較少。以我所知,麻省理工學院和其他美國頂級大學,每年都取錄不少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
最後,關於杜克大學大學教授要求學生不要在學術場合講中文的問題,我傾向認為這只是一個個別事件。正如前述,美國大學文化十分左傾,教職員只會擔心自己對多元文化不夠包容。我在普林斯頓讀本科時,以及現在,平時都經常有教授用英語以外的語言(例如西班牙文、法文或德文)跟學生交談,從來沒有人覺得有什麼特別。
我擔任普林斯頓的香港學生協會主席時,每次向學校申請款項舉行聚餐,只須打開一本《通勝》,看看附近的日子有何傳統節日,然後表示我們想聚餐慶祝那個節日。即使媽祖誕辰或文殊菩薩誕辰,校方都從來沒有試過不批款項給我們;這樣便不會被外界指其看不起其他文化了。
盧安迪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除了「提早申請」,在第一個時機的另一個可能性是「提早決定」(early decision)。學校通常提供這兩個選項的其中一個或兩個都不提供。「提早行動」純粹是較早申請,展示對該學校的更大熱誠(有些學校規定如果提早申請之,便不得提早申請其他學校);「提早決定」則是除了提早申請之餘,還規定如果錄取了就必須入讀。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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