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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15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政府規模的趨勢與循環

有些思想家(一如有些藝術家)的工作,要待其死後一段時間才得到世人的充分認識和肯定。上月逝世的匈牙利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Anthony de Jasay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生前沒有大紅大紫,連中文譯名也沒有,但卻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曾因分析政治持份者的理性行為、開創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曾這樣評價Jasay的代表作《政府》(The State):「想像公共選擇理論的佼佼者們的合集:馬基維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馬克思(Marx)、熊彼得(Schumpeter)、諾齊克(Nozick)、史德拉(Stigler)、貝克(Becker)等等【註1】。摒除其中基於主觀意願的討論,只保留客觀預測的元素。那麼你就會得到《政府》一書的大約面貌。」

隨着統計和分析技術的進步,現今的主流經濟學得以鑽研一些很仔細的問題,例如最低工資提高一元會有什麼影響、租金管制降低100元會有什麼影響。作為學術結論,或許這些結論每一個都是有其基礎的。但在現實操作中,究竟政府幾可會根據經濟學的計量結果施政?抑或是在政治力量的推動下,有着自己的行動規律?這就是Jasay關心的問題。

我有一位教授,早年曾研究遺產稅對總稅收的影響。他發現,由於當時美國的遺產稅減少了人們的工作動力(因為收入可傳給後代的比例減少),導致入息稅收減少,所以整體來說,遺產稅並沒有增加政府總收入。適逢共和黨在1995年重掌眾議院,便請這位教授到一個委員會就遺產稅問題作供。教授介紹完其研究結果後,委員會主席便說:「那即是說,遺產稅是無助增加總稅收,我們應該取消遺產稅啦!」教授連忙說:「但那只是在現時的稅率和稅制之下……」但馬上就被打斷:「不用再說啦,我們明白的了!」

政治考慮凌駕研究

在上述故事裏,政客是粗疏地利用實證研究結果來減稅,但在很多其他情況下,政客們卻是為增加政府干預來辯護。兩年前,西雅圖市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資,並聘請華盛頓大學的Vigdor教授分析其成效,結果Vigdor教授發現最低工資導致低技術工人失業率上升。

在報告發表前,市政府緊急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Reich教授,研究同一組數據,但Reich教授卻得出跟Vigdor教授相反的結論。市政府官員表示,他們只相信Reich教授的結論。這令我想起尼克遜總統有一次聽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經濟意見後,一臉厭煩地向幕僚說道:「要競選連任的是我,不是佛利民!」

正如布坎南所言,或許正是因為Jasay不在大學任教,這種獨立性讓他更易不受「學界的普遍偏見和期刊的潮流」影響,可以放開手腳研究公共選擇理論的全盤問題,同時保留嚴謹的學風。Jasay指出,政府的幾乎所有行為都是對某些人有利,同時損害某些其他人。在獨裁政權下,政府的動機就是維護、促進統治者及其裙帶私親(cronies)的利益,導致政府不斷膨脹,染指社會的所有角落。

Jasay進一步提出,民主制度非但沒有解決上述問題,反而把它加劇,因為在政治競爭下,每個政黨都會有誘因去收買不同利益群體的選民,因而需要不斷擴大政府的權力範圍,直至私人領域不剩下任何空間為止。政府往往以成本效益分析來支撐其決策,但那只不過是基於人際間效用比較(interpersonal utility comparison)的塗脂抹粉。(正如我上月在〈從不丹見聞說起〉一文中指出,即使看似客觀的效率(efficiency)概念,也是基於「人人對金錢的邊際效用相等」這一任意的假設。)

作為公共選擇理論的始祖,布坎南構想通過某種共識機制,成立一個嚴格受限的政府,負責維護產權、抵禦侵略等小量職能。但Jasay的學說則意味着這個情況是難以實現的,因為政府終將陷入不斷膨脹的漩渦。難怪布坎南也承認:「我們這些認為某種形式的政府還是有希望的人,必須回應《政府》一書的挑戰,並以某些方式把其對政府本性的描述融入我們的理論。」

內外政策交錯影響

最後,我想提出對Jasay的思想的一些批評及延伸。Jasay把政府的大小看成是一個維度(dimension)上的性質;在他的理論裏,政府規模基本上是從不會減小的,除了在一些隨機的意外情況。但如果我們把它分成內政和外交兩個維度,則可通過更複雜的分析,為政府收縮的史實作出更好的解釋。

我們需要用到兩位政治哲學家的重要洞見。第一位是Robert Higgs,他在Crisis and Leviathan一書中詳盡分析了史上的戰爭如何為政府增加對經濟的管控提供政治條件,導致政府規模的永久增加。第二位則是Hans-Hermann Hoppe,他提出「帝國主義悖論」(paradox of imperialism),即當一個國家在相對自由的經濟制度下,積累了一定財富,便會更有軍事擴張的條件和傾向。

結合上述兩個洞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關於政府規模的「循環」理論:當一個國家的政府放鬆管制,讓經濟蓬勃發展,由此積累的財富會增加軍事擴張的機會。但隨着戰爭進行,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又會收緊,導致經濟受到窒礙、資源變得緊張;這長遠又會迫使政府減少軍事行動和放寬內政,讓經濟重拾活力,如此循環往復。【註2】

我還不知道太全面的計量分析,但我們不難找到一些歷史例子來闡釋這個理論。例如中國西漢初年百廢待興,朝廷與民休息、無為而治;及至武帝一朝,有足夠國力來用兵揮霍,到頭來又致國庫空虛。至於「循環」的另一半,則可看看美國。美國在過去大半個世紀窮兵黷武,債台高築。現在特朗普總統要從海外部分撤軍,把資源還給國民。

順帶一提,我去年曾在本欄表示,特朗普的外交直覺與共和黨主流的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貌合神離。近日特朗普宣布打算從敍利亞撤軍後,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高票通過決議案,促請特朗普改變主意,這正是特朗普與共和黨建制派(以及民主黨建制派)在外交政策上的矛盾的明顯體現。

盧安迪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註1:布坎南的原文還有很多個人名,我因篇幅關係只擷取了讀者較熟悉的幾個。

註2:更多詳情可參考Dan Sanchez的文章Higgs, Hoppe, and the Cycle of the State。

 

(編者按:盧安迪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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