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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3日

楊岳橋

中港美的三角關係

「無論如何,香港都沒有機會成為做貿易的地方。」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慶祝成立175年之際,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卻發表自回歸以來對香港最不利的年度報告,建議商務部檢討在出口軍民兩用技術時,是否適合繼續把香港和中國視為兩個獨立關稅區。如果美方採納報告建議而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哪怕牽涉的金額未必巨大,仍然會嚴重影響我們的經濟。

本文嘗試以不偏向中美任何一方的角度,從歷史、數據,數算中港美貿易關係,理性地認識問題認清形勢,總比指摘謾罵更有可能為困局找到出路。

開埠以來 就是自由港

香港的命運,繫於「自由」二字。在正式簽訂《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前一年,實際控制香港已有半年的英國宣布這小島為國際自由港,任何貨物皆可自由進出毋須繳稅。挾着港闊水深的優勢,香港的確搶了澳門不少風頭,外國商行(主要是英商)紛紛把總部由水淺地方又小的濠江搬來香港。

然而,這沒有為香港帶來穩勝。《南京條約》同時開放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給英國人通商(五口通商),其後的《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令美國和法國人也可以經這5個港口打進龐大的中國市場,香港並沒有成為他們唯一的選擇——外國商船往往只在香港補給,接着便沿獅子洋直進黃埔港做生意。例如1846年,進入香港的美國船隻有50艘、總噸位17289噸;進入廣州的則有64艘,總噸位達29049噸。

不過,香港真正的起飛,在於淘金熱。在舊金山發現金礦後,無論物資、人手,都要依靠由美國東岸出發的船隻、繞過南美洲最南端運到加州,既費時成本也高。由香港出發橫渡太平洋的話,時間只需一半,而且金礦需要人手,大量欲往外掘金的中國人便在香港上船,開始個半月的「賣豬仔」船程。這條「香港—三藩市」太平洋航線隨即興旺起來;由相同的數據可見,在1859年進入香港的美國船已上升至185艘,總噸位達178000噸。

加上英國治下的香港,銀行、保險業發展迅速,貨倉、船舶維修等基建逐漸成形,儼然一副西方現代化城市模樣;還有就是廣州十三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燒成灰燼,使得各地商人紛紛雲集香港設立基地,香港正式崛起。

在還未有「一國兩制」,甚至構想出「一國兩制」的鄧小平還未出生的時候,世界已經選擇了香港:因為我們先天就鄰近外國覬覦的中國市場,卻有着一套幾乎完全西化的制度和文化。這種優勢,說來竟跟「一國兩制」帶給我們的優勢非常相似。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周恩來已定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對港政策。香港作為背靠大陸、面向國際的一扇窗口,為中國帶來對外貿易的便利,中國自然不得不讓香港保留其西方現代化制度,不去強行「解放」香港。

事實上,世界上哪個跟香港交流的國家,不是把香港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呢?過去百年,無論英美,均把香港視為進入中國的跳板,同時也是近距離監察中國的據點。這些國家重視香港,大半出於實際考慮,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往往是實際利益旁的配菜。

回歸後,香港仍然是各國「打算、利用」來進入大陸市場的窗口,不過手上多了一套叫「一國兩制」的工具。這工具令我們得以繼續維持自宣布為自由港以來的貿易模式,香港繼續可以遊走中外「吃四方飯」;而四方肯給飯香港吃,就是信任「一國兩制」能有效運作。

USCC這次的報告令人想起韓戰期間的禁運。當年聯合國呼籲成員國停止向中國和北韓輸出軍用物資,美國作為交戰的一方當然希望禁令徹底執行,但英國卻認為太嚴厲,對由香港走私往大陸的石油、橡膠、棉花隻眼開隻眼閉。可是走私始終難與正當貿易相提並論,禁令發出後的1951年,單是頭9個月,香港出口到大陸的貨值就由2億幾跌至8000萬,造成通脹和大量失業。

韓戰那次是軍用產品,今次USCC顧忌的是軍民兩用技術經香港流入內地。韓戰時的原因是中美兩方正在交戰,今次的原因,就是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問題。

今年5月,我和梁家傑到訪美國,會見官員和國會議員,一方面向彼邦傳達「『一國兩制』飽受威脅但仍有藥可救」,另一方面當然是「收風」——令人不大舒服的真相是,無論民主還是共和黨人,都表達「對華不滿」是當地政商界甚至全美上下的共識,一旦美國人有了共識要去做某事情,就會如當年舉着「昭昭天命」的大纛去開發西部一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這次的大旗上,分明寫着「對付中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國內的中國通抱着「改變中國,令中國成為擁抱普世價值的盟友」的想法去跟中國打交道。然而,幾十年過去,他們猛然發現這種想法未免天真。既然改變不了對方,唯有計算繼續交往下去有何利益可言。美國挑起貿易戰,說穿了無非是要把一切推倒重來,跟中國重新談判。這種共識、國策,不單是特朗普的個人傾向,假如2020年換了個民主黨人去當總統,美國依然會跟着這方向走,直到目的地為止。

政黨與政府的角色

即使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告洋狀」、「唱衰香港」,我們都會把握機會外訪,並藉機游說外國與香港簽訂各種貿易協定。我們相信愈多國際投資,才愈能保護香港的獨特性。這絕非反對派的專利或工作,建制派議員同樣肩負這責任。

如今,國際響起了不信任「一國兩制」的第一槍,且是來自我們第二大貿易夥伴美國。槍聲會否陸續有來尚是未知之數,唯一的事實是,當國際社會不認可《基本法》內的「一國兩制」,香港的獨特地位將會是夢話妄談。面對批評,任何位高要職者以內地官員口吻指摘外國「干預內部事務」,不但於事無補,更招人話柄,信納「香港已與內地毫無分別」。

歷史告訴我們,在貿易關係裏,香港要在向北望的同時,保持與美國乃至國際的自由聯繫,以恪守法治制度尊重普世價值來突顯「特別行政區」的「特別」之處——因為香港這個華人為主、卻信奉國際價值的地方,從來都是在自由開放的風氣下,靠這種長袖善舞、這種八面玲瓏來崛起、來發跡、來生存。

商業世界變幻莫測而且殘酷無情,對「一國兩制」的不信任一旦蔓延,企業可能無聲無息地便把總部搬離香港,到時官員們可能「睇報紙先知」。而且對制度的信心需要漫長年月去建立,人家奪門而去,要讓他們願意回來,並非一年半載可以做到的事。

如何重建國際信任,是特區政府急須思考的問題。想想怎樣令「一國兩制」繼續有生命地運作下去、保持香港的特質、優勢和價值,積極利用特殊地位與更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加強駐外經貿辦的編制和職能等等,都是比隔空指摘、夜郎自大更有建設性的事。

文首那句話,是1844年香港財政司Robert Martin首次來港後的研判,歷史證明他大錯特錯了。不過同時,我相信沒有人會希望他的說話原來是對未來香港的預言。

楊岳橋_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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