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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2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少完原來是沙文 自由竟然伏瑞當

■翻閱長期在溫哥華卑詩(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的台灣前輩政治學者張佛泉的專著《自由與人權》(一九九三年.台灣商務),甚具啟迪性,惟對書中許多譯名,大惑不解之餘,卻趣味橫生,屬閒讀佳品。今舉一例說之。

關心時事的人均知, Chauvinism向譯沙文主義,意為激進而又狹隘(bigotry)的愛國主義;此名之得,源自法國人Nicolas Chauvin(沙文),他為拿破崙時期盲目忠君愛國者,生於一七九○年、卒年不可考,僅知他十八歲入伍,據維基百科,服役期十七次「掛彩」,因此成為殘疾傷兵,但仍身先同袍(本身是「士卒」因此說身先士卒,有點莫名其妙),事聞於大帝拿破崙,授榮譽軍刀之外,尚賜現金二百法郎(一說是特厚退伍金)。沙文的事跡被寫成於一八三一年公演的愛國話劇《三色帽徽》。每當有些不自量力的侵略事件發生時,沙文主義便會上報。

「有趣」的是,張佛泉教授把之譯為「少完主義」,「少完」是Chauvin音譯,筆者不通法文,不知「少完」「沙文」孰優孰劣;不過,英國中世紀大詩人Chaucer既譯為喬叟,「少完」之譯亦可接受吧,只是見識無多的人如筆者見怪甚怪而已。

張佛泉的音譯,老廣很難接受,不過,他論及Nationalism,譯之為「內新(加「路」更佳)主義」,初看不知是何物,「睇真D」原來是今人熟識的「國家(民族)主義」。張教授指出此主義一旦興起,世界必亂,則甚有見地。在〈超國界的自由〉一節,有這幾句可圈可點的話(一字不改)︰「……十九世紀的民族中心主義卻最易發生極端的流弊。一民族常由於『自卑感』,或對外國之懼怕與憤恨,乃一轉而激成民族誇大狂、文化復古熱,舉國上下如瘋如癲、講求軍國主義;對內則肆意迫害或強行同化原有少數民族,對外更任意撕毀條約,步步施行報仇」。又說「內新主義」轉為「少完主義」,未有不惹起國際大戰,「招來滔天大禍,甚至亡國滅種而後已者。近年之德國,乃最顯著之例」。

以今日世局觀之,張佛泉的論斷,令人心驚膽跳。

■祖籍河北的張佛泉教授譯Liberty為「列白題」、Freedom為「伏瑞當」,以今人「視覺」,甚具娛樂性,而筆者不期然想起台灣前輩經濟學家周偉德的譯作。二○一三年劉偉聰在本報「北狩錄」的〈自由憲章〉,考出周偉德「遠在一九三三年便進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念書……越一年,周氏英文大進,獲研究院取錄,以海(耶克)氏為指導教授……」。原來,周譯海耶克巨構《自由的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初版,台灣銀行印刷所),把Freedom譯為佛里當、Liberty則為黎伯爾特……周氏於〈寫在《自由的憲章》的前面〉(另有〈導論〉,俱言之有物惟譯名令初讀者頭昏眼花之作)指出︰「蓋佛里當指及不受別人干擾之客觀境地。近世西人釋佛里當為『獨立於別人之武斷意旨以外』,即『Independence of arbirary〔arbitrary〕will of another』的境地,故佛里當為一獨立的境地。黎伯爾特乃一抽象概念,指及行動者一切主動的行動的自由。惟在佛里當之下,行動者方有行動的自由,吾人在西文中常遇見We have liberties in the freedom之文句,可見兩詞有不同之意義,歷史上佛里當不適用於奴隸,故奴隸無主動的自由……」因此可說「在自繇之下,人方有自由」。準此,清末民初的大翻譯家嚴復以「自繇」譯Liberty,「自由」譯Freedom,周氏便認為「似有未合!」

周氏去國留學之前,顯然飽讀我國聖賢經書,當其動筆翻譯時,先賢的精言金句便左右譯筆,茲舉一例,Egalitarian Society,今人均知是平等(平均)社會,但周氏譯為「比同的社會」,他引孟子(滕文公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比同」一詞由此而來。順便一提,周氏認為一九一八年蘇維埃革命成功,迫使英國背棄其優良傳統,行向社會主義看齊的「比同的社會」(福利社會?),英國很快便淪落……顯而易見,周氏早已知道「免費午餐」的成本太昂貴!

■Liberty既是「列白題」或「黎伯爾特」,但清末嚴復把之譯為「群己權界」,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年)嚴譯《群己權界論》出版,此書原名On Liberty,為英國大儒、改良功利主義健者John Stuart Mill(穆勤,筆者向譯約翰.米爾)出版於一八五九年的經典。何以把Liberty譯為「群己權界」,嚴氏在〈譯凡例〉有此說明,「群」是社會、大眾,「己」為自己,此書討論的是群眾與個人、社會與個體之間的權力界限,因有斯譯。顯易而見,嚴譯十分切題,只是「論自由」較易理解。

■從「伏瑞當」和「佛里當」,自然而然地想起「久違」的《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是故經濟學大師佛利民據其博士論文《專業人士的收入》(Incomes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衍化而成於一九五六年六月舉行系列演講,不久後把之寫成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Capitalism and Freedom。內容已成老生常談,此刻筆者記起亦以為不妨寫幾句的是,此書開宗明義(第一段)把美國故總統甘迺迪就職演說中的「金句」:「別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先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批得體無完膚!佛老認為這種家長式訓話,與「自由人」的信念互相牴觸,而且有政府是(人民的)主人或上帝的強烈意涵,「自由人」當然不應接受這種「教誨」!筆者完全同意佛老的詮釋,然而卻曾好好把之利用。當小輩放洋念書時,筆者的「臨別贈言」便是這句話(當然,把國家改為家庭),結果子女外甥,於留學時都「硬着頭皮」為《信報》做了不少工作——他們所寫的文章都收在《一脈相承》。

佛利民這本「小冊子」(已再刷十四、五次)之外,又記起奧國學派巨擘米賽斯(Ludwig von Mises)在其剖析「社會科學」、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專著《理論和歷史》(Theory and History)中的「金句」:「創新發明之母是經濟自由」(Innovation Requires Economic Freedom),在一甲子前,米賽斯「劍指」的當然是蘇聯,他強調與經濟自由背馳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先天的、無可救藥的缺憾。吸收蘇聯經濟愈搞愈糟的經濟,相信大有改良的中國「經濟規劃」已走出此窠臼!?

‧閒讀偶拾

*撰稿時找不到這本書。記得的是其中一個版本封面那張作者聚精聆聽台下發言的側面特寫相,出自精於攝影的張五常教授之手;筆者對此書印象最深的是Occupational Licensure(〈特許職業〉)一章,似為其博士論文的精華,現在回想,仍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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