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1日
一、
去周三(十四日)美國布朗大學的屈臣學社(Watson Institute)公布題為《九一一後美國對外戰爭截至二○一九年度軍事開支》的年度報告,清楚列明二○○一年迄今十七年間,主要用於中東和南亞戰場,美國的軍事開支達五萬九千億(美元.下同),以美國的國民毛產值在二十萬億水平看,這筆軍費不算太多,但這些錢從何來?本來,政府應從提高稅率增加稅入上獲取,但歷屆政府不作此圖以免失民心,特朗普政府且行減稅之策,令稅收不增反減,這筆近六萬億的反恐軍費,便只能向市場貸借(發債券籌款)。
這近六萬億軍費,據屈臣學社蒐集的數據,用於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的約一萬八千億,用於敍利亞、巴基斯坦及其他地區的開支,超過二萬億;加上行政費用及「其他支出」,一共便近六萬億。報告指出如果一如軍事專家的估計,上述地區的戰爭應於二○二三年結束,那麼,從現年度至那一年,軍費開支在八千億至一萬億之間,意味「九一一悲劇」引致的反恐戰爭的經費在七萬億水平,美國每年的額外軍費開支便在二、三千億之譜。當然,這只是「本金」,並未把債券應付的孳息計算在內。
發債集資打仗,等於說把戰爭的經濟成本讓未來世代承擔,這已構成對後代的經濟負擔,如果未來爆發新戰爭,軍費再增,將來的市場或納稅人能否擔當,那是個無人能解答的問題;不過,有關部門的負責人不必為此而煩惱,因為凱恩斯那句「長期而言我們都一命嗚呼」的至理名言,顛撲不破、人人拜服。未來的事誰管得,因此,債務媲美天文數字,亦等閒視之!
二、
屈臣學社年度報告公布後兩日,國會委任的「兩黨委員會」發表報告,支持國防部準備與俄羅斯或(和)中國大打一場(great-power war)的計劃。換句話說,做好與中、俄兵戎相見(這是傳統說法,未來戰爭敵我雙方肯定不會戰場相見)已是共和民主兩黨的共識。從五角大樓的角度,那意味籌謀與中、俄一戰已有民意支持,在這種情形下,國防部積極備戰便出師有名。
筆者未讀國會的「報告」,從媒體的引述,「報告」戰意甚濃且似作了最壞打算,比方說,它指出未來之戰不易取勝(國防部肯定因此要求更多軍費)且有前所未見的傷亡(按屈臣的報告指反恐戰期間敵我雙方死亡人數在四十八萬至五十萬零七千人之間;美軍戰死人數近一萬五千名);為避免人命傷亡及經濟損耗,美國要打有把握的仗,而美軍應謹記福克蘭戰爭時軍備大落後的阿根廷竟能以一枚導彈擊沉英國現代化戰艦,此一「慘痛」經驗,時刻警惕美國,一旦爆發熱戰,必然要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新進武器在第一時間把對手壓下去。顯而易見,未來戰爭不會以逸待勞、按兵不動,而是不計後果精銳盡出以收先下手為強、憑迅雷不及掩耳的霹靂戰術摧毀敵人!
令筆者不勝駭異的是,國會的報告假設二○二三年因台灣宣布獨立而引來中國的重擊。中國以全國之力攻打台灣,將是一場持久且會導致雙方損失慘重的戰爭……報告因此建議增加軍費,令軍方有財力添購更多大殺傷力的先進軍備。看口氣,美國已把防衞台灣的責任攬上身!
數天前中國外交事務最高負責人楊潔篪赴美會見國務卿蓬佩奧,結果似是「不歡而散」,以美國不肯在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稍作讓步,等於白宮接受報告的看法。保護民主台灣是美國朝野的共識。無論在南海或台灣問題,美國已擺出不會退讓的姿態,美媒報道副總統彭斯在剛成過去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的表現有如「敲響戰鼓」(Beat war drums),美國已毫不掩飾其敵視中國的國策!
三、
很多年前,在凱恩斯學說被主流經濟學界批得體無完膚、視為垃圾的年代,筆者為文論說其先使未來(很快便是未來沒有)錢的財政政策,令擁有世界最強通貨的美國政府,可以無限量(當然受國會所限但突破上限已成常態)印刷鈔票及借據(債券),向市場注入資金或吸納市場資金作為其窮兵黷武環球駐軍的本錢,這種無中生有的能力,雖然不斷受挑戰(過去的油元和今日的人民幣),但至今美元作為世界市場「最搶手」通貨的地位未變,利用此一他國不能及的優勢,令美國這個自詡武功最強的大國,同時亦是負債纍纍的窮國。
這種人所共見但未必知其竅妙的情況,令美國有本事(財力)任性而為,不過,負債太重,難免對國內基建投資以至派發福利有所不足,特朗普總統因此要其盟友分攤「世界維穩費」……對此中國當然置身事外,然而,為了保衞如南海如台灣這些疆土(釣魚台暫且按照鄧小平「留給後代處理」的話辦事),中國的國防開支雖然長期(自一九九○年迄今)維持在國民毛產值百分之二以下的低水平,惟具體數字因GDP高速增長而相應大增,今年比去年增百分之八點一、達一萬一千一百多億人民幣(約合一千七百五十多億美元)……不過,由於過度熱愛和平,中國在軍工技術上比歐美日這類「帝國」,頗有不如,如今要急起直追,志氣可嘉,但不僅需假以時日,且「假想敵」不會坐以待斃,那可能意味武備精良度的差距不易縮窄。這正是筆者老說面對咄咄逼人的美帝,北京應行君子報復之策的底因。
可是,這種暫不作為之策,在國內似乎沒什麼市場。領導層的想法,是國家絕密,外人不得而知;不過,據康奈爾大學副教授陳女士(Jessica Chen Weiss)在行將出版(已上網可免費下載)的《當代中國(學報)》(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發表的論文〈中國民眾戰意有多高揚?〉(How hawkish is the Chinese public?),顯示內地同胞「主戰」的比「主和」的多。陳.魏斯教授指出,從毛澤東到習近平,中國領導人都很重視民意且盡力爭取群眾對決策的支持,因此,研究分析內地的「民調」,有助了解中國的施政路向。
和自由社會的「民調」不同,內地「民調」的對象比較狹窄、被徵詢意見的人數相當有限。她提及的五項「民調」,分別於二○一二年、一三年、一五年及一六年進行,「調查」對象在三四百人至五千多人之間,當中一次且是對政府官員、軍方及民間學者、商界領袖和傳媒工作者的「民調」。「民調」的主題以「你認為中國為達外交目的所用的軍力(Military Strength)太多、太少或恰到好處」最為矚目,而「與日本、越南和菲律賓有海島主權爭紛,你是贊成即使冒戰爭或經濟損耗的風險,亦要派兵維護國土?」亦很吸引「眼球」。諸如此類的「民調」,結果均顯示大多數被「調查」者「主戰」(Hawkish),究竟這是出自真心或是為「不滅自己威風」的民族主義情緒所左右,筆者不能估計,惟照表面數據,北京領導層要費很大氣力才能定出「求和」的決策。這正是今日中國危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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