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0日
最近跟團到日本旅遊,風光明媚、衞生清潔、人情禮貌,都是港人愛到日本遊玩的理由。
期間,有當家長的團友由途中的正面旅遊觀感,引發對日本學校教育的欣賞,更而嗟嘆香港學校教育的不足。
這些情況幾乎出現在每一次筆者參與的日本旅行團。不過,為了不打擾旅遊興致,我也只是答了一句:「要學日本學校的教育,香港的學生和家長是否願意犧牲現時享有的自由和選擇呢?」團友聽不明白,也便轉到另一話題了。
兩齣日劇有啟示
過去兩年,有兩齣值得教育界人士觀賞的學校教育日劇,第一齣是《下剋上考試》,是真人真事改編。
故事的男女主角只是初中畢業,與在公立小學讀高小的女兒佳織,一家過着不富裕、卻幸福的生活。
然而,男主角在工作中體驗到學歷的重要,於是決定送佳織上私立初中名校;可是佳織起步太晚,以致機會渺茫,連補習班都勸他們放棄。男主角不服命運,毅然辭職親自擔任女兒的補習老師,展開艱苦和感人的奮鬥。
其實,佳織在學校的生活非常愜意,兩個老友均是低學能的樂天派,一次派測驗成績時,都以取得「零分」作為笑料而不會懊悔和羞恥;老師對畢業班同學也只着重離別前聚會的群育安排,而不是為考好畢業試的準備。
公立學校教育以全面發展為主,未必偏重智育測考,此等情況在很多地方均是如此。另一句話便是,如果家長希望子女有更大機會出人頭地,便要學佳織般考進私立學校。
日本的學校教育,要求學生習慣服從及一致性是很重要的教育目標。從他們小學的午膳便可見一斑:2011年有一段熱播視頻:「輸在起跑線上——與日本孩子共進午餐有感」,便看到日本孩子在上課日子的重要學習成果:培養生活紀律、群體合作、互助互信和重視衞生等等。
回到香港,如果學校投入如此人力物力去做好這些午餐教育,小朋友沒有選擇地吃學校認為營養的午餐,餐後又要分工合作地清理餐桌和飯堂,家長願意嗎?學生習慣嗎?
另一齣日劇是《崩壞的教育現場戰鬥的校園律師》,講述一名年輕律師被派至一所問題多多的中學作駐校律師,透過他獨特的法律觀點來解決學校的問題,從而顯露學校教育的矛盾。其中內容包括老師自願超時工作、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不近人情的校規,以及校園欺凌。雖然是有戲劇成分,但熟悉日本教育的朋友也知道這些內容便是日本學校現場的常態,尤其是校園欺凌的情況,亦是日本校園電視劇歷久不衰的題目。
近日有報道,日本在全國自殺率創15年新低的2017年,學生的自殺率卻創30年新高,高中生佔大多數。其中一間中學的情況是,一名13歲女生因校園暴力而自殺;據調查,學校當時有要求教師關注事件,但「因條件有限並未採取應對措施」。這便是電視劇中「老師自願超時工作」,以及「老師疏忽引致學生受傷」的現實寫照。
教育對社會貢獻
筆者在此欄談及境外教育情況時,經常要提醒讀者,一定要留意所涉國家地區的學習文化和政治社經環境。譬如在日本,相對香港而言,社會制度傾向規律化、貧富差異不算太大,安分守己便可安居樂業,於是乎,在公立學校教育中可以不太強調競爭,初中畢業,學能不高也可努力過一些「小確幸」的生活。當然,公私立學校的精英學生仍會向上爬,爭取入知名大學而躋身政府及大公司,構成為社會高增值的一群。
回到香港,我們的公立學校(包括官立津貼)仍然有培養精英學生的責任,所以在小學及大多數中學裏,仍然會以學業成績為主導,希望學生能成龍成鳳。在此實踐中,往往要求學能不足的學生「將勤補拙」,這便產生家長和學生感受到功課和測考的「過分」。
東方教育文化加上香港的社會經濟情況,家長對子女、師長對學生,均有較高的要求和期望,因而引致學校教育的壓力及學生成長的困阻,這是客觀存在的香港教育情況。然而,近數年,學校也理解師生的壓力而予以紓緩,如減少測考功課等;同時又因為對其他教育項目亦要投入關注,如STEM、德育、生命教育等,亦平衡了這些學業上的「過分」。
其實,香港的學校教育產出,不只在學業成績上位於全球前列,就算是公民行為習慣,也是國際一流水平。就如早前山竹襲港後的上班日,在樹木攔路和交通大癱瘓下,上班一族的忍耐和守規,也不差於日本天災時市民的冷靜反應。要說根由,在日本、在香港,學校教育對大社會紀律的建構,確有一定貢獻。
許為天_教育大學客座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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