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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5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兩類人才的學習需要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及理學院近日宣布,其收生將不再嚴格依照文憑試主修科「3322」的最低要求;如果學生在3個與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有關的選修科考獲至少3粒星(例如3科5*,或一科5**加一科5*),即使主修科未達「3322」要求,仍可被考慮取錄。

我對這個決定感到高興,而原因則跟我從小對同學的觀察和對教育的觀念有關。此事說來話長,請容我慢慢解釋。

自小學五年級開始,在一些全港數學比賽略有表現後,便愈來愈多人問我:「你在什麼時候發現對數學這麼有天分?」我的回答是:「我不是對數學有天分。」不少人一聽到這句話,都覺得我是過度謙虛或胡說八道。但如果繼續問下去便會發現,我是十分真誠而且經過深入思考才會說出那句話的。

我的爸爸工作養家,從小媽媽陪我的時間比較多。媽媽是讀法國文學的,她從小跟我分享了很多文學、歷史、哲學的思想,但我在數學方面則沒有什麼特別修為。直到小學三、四年級,媽媽買了一些數學課外書給我看,加上後來參加數學的奧數班,我的數學才開始取得較大進步。

但我很快便發現,雖然我有時會在全港比賽中排名第一,但很多其他參賽者的數學天賦比我高得多。他們從小便對數理邏輯非常敏感,而且往往能想出巧妙而創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

反觀我只是因為記憶力、理解能力和組織能力較好,能從經驗裏總結出道理,才在比賽中發揮得宜。

數學綜合各有千秋

或許在外人看來,數學比賽的香港代表隊員都是「數學天才」,但我在近距離很清楚看得出,我們是有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我不能採用最方便的「先天」和「後天」這兩個標籤,因為其實兩者都涉及先天的條件:第一種是對數學本身的天賦,第二種則是在綜合學習能力上的天賦。

當然,在人類文明史上,我屬於比較差的人才,但無論水平高低,或許都可用上述座標來定位(大部分人都是介乎兩類之間,問題是接近哪邊多一點)。二十世紀有兩名最常被稱為天才的數學家——拉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和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依我愚見,他們分別是兩種不同天才的巔峰。

拉馬努金在印度長大,也沒有接受過正規的高等數學教育。但他無師自通,不單重新發現前人的結果,更提出了許多優美之極的新公式,劍橋數學家們收到他的手稿後驚為天人。他的不少公式後來被其他數學家證明,但他自己卻無法解釋當初怎樣得出那些公式,只是說有女神在他腦中激起靈感的火光。

至於匈牙利人馮諾伊曼,精通7種語言,歷史知識令歷史教授自愧不如,能背誦紐約電話簿和《雙城記》,而最著名的則是心算快如閃電。他吸收和整理知識的能力,就像一部超級電腦。除了解決不少數學難題,他還是電腦科學和博弈論這兩個領域的開創者,這兩個領域都是把不同學科結合而誕生的。

綜上所述,第一類人才較多通過瞬間的靈感迸發,得出石破天驚的突破,而第二類人才則傾向憑藉結構性思維和綜合能力,想出如何把學問向前推展。當然,馮諾伊曼的數學直覺也是爐火純青的,但那只是因為他的整體境界實在太高,就如美斯最擅長的技能不是射罰球,但他射罰球也勝過絕大部分足球員。一個人跟其他人的比較,以及他自己各項能力之間的比較,是兩個不同的問題。

上述所有觀點,在我讀高中時已經形成。但近年接觸到海耶克(F. A. Hayek)一篇題為Two Types of Mind的文章,則促使我進一步思考這些觀點對我們教育制度的啟示。

仙才未必科科擅長

海耶克把人才分為兩種,第一種稱為「困惑者」(puzzlers),因為他們儘管有不少天才靈感,卻往往無法解釋那些靈感從何而來。第二種則稱為「大師」(masters),他們對學問有很牢固的全盤掌握,能清楚說出自己每個想法是怎樣得出的。這個劃分跟我先前的想法基本吻合。

海耶克接着指出,兩種人才對社會各有貢獻,但主流考試制度卻對第二類人才有利得多。的確,第一類人才的天賦往往體現在個別科目,未必科科擅長;第二類人才的綜合能力,則可令他們學習不同科目都得心應手。我的良師益友羅家豪博士,就是一個綜合能力奇高的人,所以他不但三度代表香港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會考10A,史上唯一一個高考7A,而且待人接物、行政辦公都有條不紊。

除了數理之外,上述道理也適用於其他科目和不同範圍。王世貞說中國文學史上有3個「仙才」,分別是曹植、李白、蘇軾,但據我陋見,李白和蘇軾分別屬於第一類和第二類人才。這就是為什麼蘇軾兼善詩、詞、文、書、畫,李白則較為「偏科」;蘇軾擅長考科舉,李白則不適合科舉(或者應該說科舉不適合李白)。

由於我自己是(很差的)第二類人才,我的學習能力可以應用在各種科目,所以我很享受「文理一家」的博雅教育,並在過去的著作中大力推崇。我最近開始反思,儘管博雅教育可能適合第二類人才,但我們要加倍小心,讓跨學科的學習成為同學拓闊視野的機會的同時,不讓太多硬性的要求對第一類「仙才」構成障礙。無論如何,在收生環節採取更靈活的政策,絕對是一個好開始。

盧安迪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編者按:盧安迪著作《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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