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17日
隨着中興公司遭美國制裁、中美貿易戰爆發,內地一眾「玻璃心」認識到兩國國力的巨大差距,憤怒錯愕之餘,開始尋找代罪羔羊。以「中國綜合國力全面超美論」名噪一時的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成了眾矢之的。逾千名清華校友聯署致函清華校長,批評其理論誤導國策,要求開除他。
然而,中央政策出現重大失誤,真的只因「胡鞍鋼」這些官方學者荒謬理論誤國嗎?這樣真是太抬舉他們了!原因是不敢打背後的主人,所以只能打學術界的跑腿。
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都只是給官方利用的從屬工具,某些名學者的理論之所以大行其道,只是迎合了領導人的心態、配合了國策,披上學術的外衣為領導人的思想註釋。因為在「中國民族偉大復興」、「中國模式引領世界」的主旋律,需要胡鞍鋼這些高級知識分子的伴奏。
紐約獨立時事評論員橫河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一語道出大陸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他說:「在文科領域能拿到錢立項目,都是能為當局『註釋』的人。其實並不是胡鞍鋼創造了這些說法,而是當局需要這些說法,胡鞍鋼因此而得勢。文革結束後,每次政治運動中都會冒出很多知識分子為當局的決策作解釋。」
說穿了,內地大部分學術研究的目的,就是得到領導人的重視和批示,因為只要獲得官方青睞,得到領導人首肯,成為顯學後,各種有形無形的回報就紛至沓來。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所屬的研究機構亦不愁資源。對於自身來說,最高榮譽則是獲冠以「帝王之師」,得到指點江山的快感。近年還有學而優則仕的一條捷徑,君不見搞理論的也可以躋身常委、躋身黨國領導人之列。
每一個重大政策都有利弊,只有學者才有時間、精力、能力去從事攸關國計民生的長期研究。當然,不同學者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結論,但真理是愈辯愈明的,權衡利弊後才作出決定,總好過靠領導人拍腦袋。
內地知識界的現狀是萬馬齊喑,一些有自己想法的知識分子,在惡劣的政治氣候下,選擇明哲保身;小部分「離經叛道」的知識分子,受不了內地壓抑的學術氣氛,選擇到國外從事研究,但始終隔了一層,聲音變得微弱;大部分學者則自我淪落,成為黨和政府的「啦啦隊員」,為領導人搖旗吶喊。
猶記得1957年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發表《新人口論》,正確地指出再不控制人口,就會對國家釀成巨禍,這與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人多好辦事」相左,下場是受到嚴厲批判、打壓,含冤數十年,直至1979年才得到平反。
內地決策體制愈來愈走回頭路,目前的「向中央看齊」、「一錘定音」,只是以往「一言堂」的翻版,領導需要的是附和,尋找的是應聲蟲,而非真正的獨立、中肯的意見。
1949年後,很多災難都是由於領導人的好大喜功,缺乏制衡而釀成,今日中國需要的不是千千萬萬個「胡鞍鋼」、「陳鞍鋼」、「李鞍鋼」,而是像馬寅初的錚錚學者,這種期盼是渺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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