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9日
香港與新加坡兩個城市在各個領域上都是競爭對手,兩地的社會以至政府亦經常就各自的發展模式和社會狀況互相比較,亦是很常見的事。
從發展狀況而言,兩地的確有很多共通之處:除了面積小和沒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外,兩地都是高度向外和面向全球的經濟體。美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每兩年根據商業活動、人力資源、訊息交流、文化累積及政治參與5個範疇所制訂的全球城市排名中,兩地均屬排名前列的城市;2017年的最新排名中,香港和新加坡分別位列第5和第6名。
剛於上星期結束的美朝峰會,兩國在眾多地方中選擇了新加坡作為舉行會議之地,除了是國際政治的現實考慮外(新加坡是少有地同時與北韓和美國建交的國家),亦可能是看準新加坡在國際社會具備政治中立國家的獨特角色,以及舉辦大型國際會議的豐富經驗。
新加坡過去亦多次舉辦備受注目的會議,例如1993年和2005年兩次舉辦中國和台灣領導人的會談,以及每年舉辦由28個國家的國防和政界代表參與,被稱為「香格里拉對話」的亞洲安全峰會。連同這次美朝峰會,相信更會加強國際社會對新加坡舉辦大型國際會議的信心,以及在亞洲扮演與瑞士相近的中立國地位。從現在的國際政治形勢和北京的對港政策而言,香港要追趕新加坡成為「亞洲瑞士」可說是天方夜譚。其實早在10多年前,時任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的王戰教授已曾提出,香港的獨特角色是具備相關發展潛力。
他指出,香港在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上,不應只朝着中國化路向發展,要思考如何走向國際的路,如何做「亞洲瑞士」。因為各國經濟持續發展,亞太區需要一個比較中立超然的城市,發揮瑞士在歐洲的作用,而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行的是與國際接軌的普通法,加上一直是自由的經濟體,在中國眾多城市中是獨一無二,如果要擔當「亞洲瑞士」的角色,香港毫無疑問是最適合的。
王戰教授當年提出的建議,是除了國際經貿合作外,從其他層面擴闊了對香港長遠發展的願景和想像。他亦建議香港政府應主動爭取跨國和區域組織在香港成立區域總部或常設機構,以步向更加國際化的方向發展。
《基本法》第151條指出,香港在國際事務上,有單獨與世界各國、各地區及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甚至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的權利。「一國兩制」之下,香港在參與國際事務上有很大的自主權利。
既然我們的法制和社會發展,早已具備讓香港更國際化的條件,我們絕對不應該忽視這種潛力和空間。政府應積極善用香港的獨特地位,為香港開拓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梁繼昌 立法會(會計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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