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7日
西漢儒家典籍《韓詩外傳》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或可移置於當代社會,借用來描繪香港的政治景觀:許多港人想靜一靜,但風浪不止,一風未息一風又起,且是炎夏中的熱風,令人難受。
風來自香港官府。對於歷史課本、母語和通識教育,官府先把「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指為「措詞不當」,又禁說「收回主權」 ,繼之稱「粵語不是母語」。都是偏離常識的「奇談怪論」,難獲社會認同。
歷史、語言、教育的話題引起爭論,是常見的社會現象。討論應不違常識、尊重事實,注重理據的充實、邏輯的嚴謹。
基於「政治回歸」的說教而扭曲事實、貶抑香港通用語廣府話(語言學的學名為粵方言或廣府話、廣州話,港人稱廣東話),是不可能壓服有思考力而非愚昧的港人。關注爭論諸君如畢永琴、鍾劍華、馬傑偉、曾鈺成、程翔、呂秉權、鄭中基等,已發表了高見。
官府之受質疑,一是把廣府話說成「非母語」;二是什麼是母語,本是很簡單的常識,官府竟引用缺乏常識的話。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評論「誰無風起浪」,說:「教育局把一份水平甚低、概念顛倒、毫無說服力的文章貼上網頁,就是另一個無風起浪。」
幼童初學語 就稱為母語
官府轉帖的「內地學者」文稱:「香港漢族人的母語是漢語」、「粵語(按:指廣府話)屬於漢語」;但又說粵語是方言「不能視為母語」,暴露邏輯錯亂。
上海一官方網稱:「特區政府教育局網站刊文中認為,香港漢族人的母語是漢語,粵語只屬地域變體,故普通話(國語)才是正規的語言教育。」
「母語是漢語」是含糊不清的表述(「漢語」指什麼?),漢語是多元化而非單一的語言,含七大種方言體系。
廣府話「非母語」之說引起質疑,本欄的解讀是:一、曲解語言學的母語意涵;二、把母語單一化,專指民族的「共同語」;三、把方言排除出母語,而「共同語」實則以方言為基礎。
北京官方編審的《辭海》,對「母語」的表述是:「指兒童習得的第一語言。多為本民族或本國語言」(1999版,頁4557),其他有專業水準的語言學著作,表述亦相似。
幼童牙牙學語,受教於身邊的父母或撫養他的監護人;廣府話是社會通用語,幼童入幼稚園學的多為廣府話。大多數幼童的母語是廣府話,是很自然的。
母語與家庭的習慣語言、社會語言環境息息相關。有些幼童最初的母語,是浙江寧波方言或閩南語系的潮州方言,入讀幼稚園、小學後學的廣府話,成了他的第二母語;有些幼童的母語是英語,或其他外國語言,這都不足為奇。
社會上的事物,往往有它的自然屬性或社會屬性、政治屬性。母語如同母體(孕育和生出嬰兒、有臍帶連結的身體),是個人的自然屬性。幼童時學的什麼話,就「自然地」成為其母語,與後來的身份認同、國籍無直接關係,更無階級鬥爭論者說的「階級性」。不能因「政治回歸」的說教,否定許多港人說的廣府話是母語。
普通話基礎 是北方方言
某些「內地學者」把普通話和廣府話分為正規、非正規,亦違背常識,不無語言歧視之嫌。
英治時代的香港,除了英文(語)之外,中文的教學語言絕大多數是廣府話,只有蘇浙中、小學等和「左派學校」,以國語為教學語言。不管是以什麼語言作教學媒介,都在正規教育體系。
1997年7月1日後,教學語言的變化不大,能說官府20年來「幹非正規教育」嗎? 正規、非正規之分,也脫離方言發展的歷史。漢語方言有悠久的歷史,而民國以來的國語,1950年代以來的普通話不及100年。
更不能忽略的史實是:普通話是在方言的基礎上,以政府的公權力推廣出來的漢族共同語。沒有脫離方言拔地而起、新造的統一語言(共同語)。
北京官方對普通話的界定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不等於北方話或北京話,因為它還吸收其他方言中的成分」(《辭海.語言文字分冊》,頁51)。
普通話的推廣,始於1954年;1958年實施漢語拼音方案,普通話才漸流行。
隨着朝代更迭和北方、中原居民的大遷移,廣府話早於中古時代(七至十三世紀隋唐宋三朝)流行於今廣東珠江流域;在清代,以廣州府一帶為中心,在兩廣和香港的影響力大。
廣府話之成為香港的通用語,是歷史形成的地位。誠如語言學家、北大教授袁家驊(1903-1980)在《漢語方言概要》的分析:「方言或方言現象不是孤立的」,粵方言有「特殊地位」;「只有了解粵方言的歷史背景,才能對粵方言的形成作出比較科學的解釋」(頁11、177)。
香港官府的語言政策「兩文三語」,無可厚非。英語、廣府話之外,讓學生多學一種語言(普通話),讓只會說普通話者「入鄉隨俗」學通用的方言,對社會、個人都是好事,但官府不宜操之過急。
有人以「政治回歸」為名,把方言強扯到港獨,揚言不可說廣府話是母語,是紅衞兵式的恫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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