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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日

盧安迪 自由的國度

「凹凸偏好」與政治兩極化

上月,史丹福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主辦了一場題為China's Hong Kong SAR at 20: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的研討會。這次活動由陳明銶教授發起,邀得多位政界、學術界和傳媒界人士分享,探討香港回歸20周年何去何從。講者們此行除蒞臨史丹福,也到了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和洛杉磯校區出席研討會。

史丹福的研討會上,發表主題演講的嘉賓包括兩位資深政治家——曾鈺成先生和李柱銘先生。李先生闡述了維護香港法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幫助;到曾先生致詞時,他說:「(譯文)或許我會令陳明銶教授失望。他吩咐我要跟馬丁進行精采的激辯,但我必須說,我幾乎完全同意他剛才的發言,除了結尾關於要求外國政府介入的一小段。」

李、曾二公在研討會上展現的高度共識,亦跟我私下跟不同人士接觸而得到的印象吻合。無論表面上屬於哪個「陣營」,絕大部分香港從政者對一些核心價值的認知和感情,其實是比很多人想像中接近得多的。他們的公開行為之所以針鋒相對,除了源於如何維護核心價值的不同策略信念外,便是因為要吸引不同選民而故意突顯的「產品差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這或許也可解釋曾鈺成先生為何於成為立法會主席、政治競爭壓力較小後,才較多發表與早年側重點不同的言論。

相比之下,香港政壇在經濟層面展現的立場分歧,縱也十分顯著,卻不如政治層面般兩極化。雖然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問題仍爭議不絕,但當年通過訂立最低工資時,只有謝偉俊一人投下反對票。前特首梁振英稱房屋問題為其施政的「重中之重」,而全體泛民議員都贊成他的「樓市雙辣招」。本屆特首林鄭月娥主張積極有為、增加公共開支,其大方向亦與不少反對派的訴求相符(儘管程度不一)。

政治議題公開分化尤大

於是,我們可以思考一個有趣的問題:就公開取態(不一定是內心想法)而言,為何香港從政者在政治層面的兩極化遠比經濟層面嚴重呢?如果說立法會的比例代表制選舉令政團碎片化,催生極端政治運動,為何類似現象沒有在經濟層面以同等程度顯現呢?(下文每當提到政治人物或政黨的立場,均指其公開取態和實際行為,而非內心想法。)

再者,這個「政治分歧比經濟分歧嚴重」的情況並非香港獨有。在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主流都不會改變現行的經濟秩序和政策趨勢:無論哪個黨的總統,都只會委任熱中於擴張性貨幣政策的聯儲局主席。無論哪個黨控制的國會,都不會真正嘗試減少開支。昔日列根總統的政綱猶包括廢除教育部,但同為共和黨的小布殊總統上台後,卻把教育部的規模增加了一倍。

另一方面,兩黨在一些社會議題上的立場卻水火不容。民主黨支持同性婚姻全國合法,共和黨支持全國禁止同性婚姻。很多民主黨政客連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都支持,很多共和黨政客連最初期的墮胎都反對。這些議題均容許很多「中間」的立場,例如交由各州分別處理,或只容許懷孕某段時間內墮胎,但兩黨卻選擇各走極端。

根據經典的「中間選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在只有兩名候選人(或兩個政黨,或兩個「派別」)的選舉中,候選人的政策立場會傾向聚合(converge),並接近中間選民的立場。美國絕大部分選舉都是單議席單票制,有競爭力的政黨確實只有兩個,但為何他們在某些政策上卻不符合中間選民定理的預測呢?

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教授Fuhito Kojima和柏克萊的Yuichiro Kamada近年的研究,為解答這個疑難提供了線索。記得第一次見到Kojima教授時,我問他在政治經濟學方面正研究什麼,他謙虛地說:「我早前跟人合寫了一篇很簡單的論文,用20秒便可解釋給你聽。」然後他果然用20秒便令我明白了這篇論文的重點。雖然其基本原理並不複雜,但卻充滿洞見。

政策偏好有凹凸之分

傳統的中間選民定理依賴一個很關鍵的假設,就是每名選民的偏好(preferences)都是「凹」(concave)的。這是一個數學術語,容我先舉例說明其意思。如果我身無分文,得到10元會對我的處境造成很大分別(至少可買個麵包充飢),但如果我已經有1000元,再多10元的額外效果便相對較小。在這個意義上,我對「全民派錢」這一政策的偏好是「凹」的,類似道理亦適用於其他經濟政策。

然而,人們對另外一些政策的偏好則可能是「凸」(convex)的。以墮胎為例,一個基督徒或許會覺得只要不是完全禁止墮胎,便已無法符合其純正的教義;無論任何時候都可以墮胎,抑或只有最後3個月禁止墮胎,對他們來說分別不大。類似地,我們看到香港的民主派朋友也曾嫌政改方案過於溫和,認為不值得支持,可見他們對政改的偏好也有「凸」的性質。

總括而言,如果政策在離某人的理想情況(例如派無限多錢)較近的地方(例如派很多錢)移動一點點,分別較小,在離理想情況較遠的地方(例如派很少錢)移動一點點,分別較大,則對該政策的偏好就是「凹」的。如果政策在離理想情況(例如完全禁止墮胎)較近的地方(例如只容許小量墮胎)移動一點點,分別較大,在離理想情況較遠的地方(例如已經容許很多墮胎)移動一點點,分別較小,則對該政策的偏好就是「凸」的。附【圖】中的「凹」、「凸」標記沒有調轉,約定俗成的定義是這樣的。

那麼,為什麼政客們會在「凹政策」的公開立場會趨向相近,在「凸政策」的公開立場會各走極端呢?Kamada和Kojima的論文中有嚴謹的數學證明,這裏只提供一些直觀論述:以墮胎為例,如果某政客從某一極端嘗試向中間靠攏,他會失去原先那個極端的大量選票(因為這是「凸政策」,故移動一點點已令那些選民大感不滿),而又得不到太多另一極端的選票(因為不夠接近另一極端,無甚吸引力),故並不划算。把這個邏輯反轉,便能明白政客在「凹政策」向中間靠攏,為何對勝選機會利大於弊。

綜上所述,由於人們對經濟政策的偏好通常是「凹」的,而對一些原則性問題的偏好往往是「凸」的,故我們便可解釋為何美國兩黨在社會議題上的兩極化比在經濟議題上更嚴重,也可解釋香港政治議題和經濟議題的類似分別。雖然香港的立法會地區直選採用比例代表制,但從上一段的直觀分析可以看出,即使在比例代表制下,政客在「凸政策」各走極端的誘因會比在「凹政策」更大。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本欄於聖誕假期暫停3周,新一年再見。

 

(編者按:盧安迪最新著作《自由的國度──普林斯頓尖子看美國》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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