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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0日

張五常

推斷與解釋中國

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收到倫敦經濟事務學社的主編朋友一封短信,說戴卓爾夫人的辦公室要求一個經濟學者回答一個問題: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他說一個五百字的答案足夠。問題有趣,該年九月我帶着楊懷康到闊別了二十二年的廣州一行。是從香港坐飛機去的!見到姊姊一家,恍若隔世。

在那三天行程中我認識幾位有等級排列的幹部朋友。我對經濟現象非常敏感。當時的廣州貧窮毋庸細說,但我重視的是幹部的等級排列。我想,人類天生下來就不平等,上蒼之賜使然。要是資產的權利平等,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可以有社會的均衡。後者是當時我在廣州見到的情況:以等級界定的物質享受細節明確,跟今天的不同。今天,地區幹部的等級排列是商業機構的排列了。

推斷中國反對者眾

我要到兩年後才驚覺:當年中國幹部的等級排列是為了在資產沒有權利界定的情況下,減少競爭必然會出現的租值消散。一九七九的廣州之行後,我得到的結論清晰:中國需要的經濟改革,要從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當時我肯定這是改革的關鍵,但要用上什麼機制才能轉過去呢?我要到一九八三年初才想到:通過承包的合約轉變!那時我已經出版了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那本小書,肯定地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

五百字的要求,一九八一年我寄給倫敦一份厚厚的足以印成一本小書的文稿。該社的老編很高興,要立刻出版,但卻輪到我這邊有困難:讀到該文的朋友一致反對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

反對最強烈的是兩個人:一九七九年獲經濟學諾貝爾獎的舒爾茨(T. W. Schultz)與一九九二年才獲諾獎的貝克爾(Gary Becker)。可能因為剛獲諾獎不久,舒爾茨寄來的信老氣橫秋,說經濟學不能推斷經濟改革這種事。此君大名,善行政,但沒有發表過一篇檔次高的經濟學文章,他怎樣說我不管。問題是貝克爾。他是我認識的分析力最強的經濟學者。他欣賞我的創意;我欣賞他的分析力。君子和而不同,奇怪地,貝兄和我永遠不同(一笑)!

當年我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肯定地下筆,是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推錯了黃河之水也洗不清。我這肯定推斷是在承包合約來得明確之前。當時我看到兩項明確的局限轉變,認為轉回頭近於不可能,就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了。

局限轉變看得清楚

我不容易說服街上的人——而今天看不容易說服經濟學者——是局限的轉變只要掌握得準確、足夠,有公理性的經濟學的推斷功能跟自然科學的沒有分別。好比一九八四年我見到在珠三角一帶,合同工紛紛取代國家職工,我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會走回頭路。當然又給外人罵個半死。我怎可能錯呢?一個國家職工轉作合同工,只要有市場,不管有沒有借貸,利息率存在,這是費雪的天才之見。跟着的推理是,一個合同工可用他的預期收入,以利率折現而求得自己的身價,即是自己成為一個小資本家。國家要走回頭路,怎會得到那無數的小資本家的同意呢?這跟牛頓說蘋果脫離了樹枝,下跌到一半不會回升到樹枝上去一樣。經濟學的困難是從事者學不到家。

作為一門有公理性的實證科學,解釋人類的行為,經濟學不僅可作事後解釋,也可在事前推斷。一九八一年我說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是事前推斷。然而,這推斷需要掌握有關的局限轉變非常困難。我能成功,是因為當時只有一個關鍵性的利益團體,而兩項重要的局限轉變來得很誇張。我不是僥倖地猜中,而是僥倖地遇到一個我可以肯定地掌握着切要的局限轉變的情況,讓我放膽地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至於中國的改革給人類帶來一個新時代,則是我的另一項回報了。

科斯定律有嚴重的錯

同學們要找機會細讀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那本小書。其中我指出「科斯定律」有錯。科斯說如果交易費用是零,市場會怎樣怎樣。我說如果交易費用真的是零,不會有市場!這點科斯同意,阿羅(K. Arrow)也同意,只是當時大家不認為是重要的。後來我愈想愈重要;科斯本人也認為重要。重要在哪裡呢?重要在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市場!這個問題難倒我很多年,要到二〇〇七年寫《中國的經濟制度》時我才想到答案。

市場為什麼會出現呢?這是大難題,因為專業產出與收入分配不需要通過市場。另一方面,市場的運作牽涉到的交易或制度費用很多:公安、法律、金融、管理等費用,在先進的市場經濟,一般的估計是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如果這些費用一律是零,由一隻看得見的手指導生產與分配,沒有市場會節省很多資源。

為什麼會有市場我想了很久。第一個破案的關鍵,是九十年代中期我給交易或制度費用來一個廣義的闡釋:在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費用一律是交易或制度費用。過了幾年我想到,租值消散是一人世界不存在的,所以這消散是交易或制度費用中的一種。再過幾年,一個難得一遇的漂亮思維出來了:市場的出現,是通過引進法律、公安等多項提升交易費用的法門,來爭取採用市價這個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競爭準則,從而減少足以滅絕人類的租值消散!這裡含意着一個非常重要的交易費用替代理論:提升我們日常見到的交易或制度費用,來替代也算是制度費用的租值消散。

從郭伯偉到林山木

一九八一年的夏天,我在美國,楊懷康從香港給我電話,說香港前財政司郭伯偉告訴他,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之位將要空出,囑我申請。早上半年,科斯找我,希望我能到香港工作。他認為我是對經濟制度的運作知得最多的人,又懂中文,聽說中國可能開放改革,我應該到那裡解釋一下市場是什麼一回事。從我那裡聽到港大將會有空缺,他促我申請。

我是一九八二年五月到香港任教職的。一九七八年,在香港的一個學術會議上,我認識《信報》的老闆林山木。當時的《信報》跟今天的不同。山木重視學術文章,尤其是經濟學的,不管讀者懂不懂!侯運輝、楊懷康等青年寫什麼凱恩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學說,談什麼交易費用,山木一律照登。這大膽嘗試是後來《信報》贏得中環讀者的主要原因吧。

我回港任職後山木當然要求我寫稿。一九八三年十月,他給我在《信報》起了一個名為《張五常論衡》的專欄,每星期要寫兩篇之多。勉為其難,但過了不久我發表了兩篇有趣的文章——《鄧家天下》與《賣桔者言》——讀者熱鬧起來。後來好些人說,這些是經濟學散文的開山之作了。我自己呢?見讀者喜愛,就繼續如此這般地寫下去。在《論衡》我一口氣地寫下後來結集的三本書:《賣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國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論中國》(一九八七)——解釋經濟制度的運作,希望能協助中國改革選走的路。

一點關心贏得兩篇大文

我不是個改革者。只是年幼時見那麼多的小朋友餓死街頭,而自己後來有機會求學,一發勁,三招兩式就成為學者,認為中國的青年也應該有類似的機會。想當年,北京的朋友很快就知道我是那樣的一個人,在多方面協助,我要求什麼資料他們立刻提供。尤其是《再論中國》,沒有他們的協助寫不出來。有影響嗎?很難說。當時我不敢希望他們依我的去做,只是希望他們讀我的文章。後者,我算是成功了——超出我下筆時的期望!

在學問的進取上我是個非常幸運的人。重要如中國的經濟改革,數世紀難得一見的,純從學術那方面衡量,最重要的兩篇英語文章皆由我寫出來,而且寫得好!其一是一九八一年我準確地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這推斷準確是因為我看到兩項關鍵性的局限轉變,而且來得誇張。其二是二〇〇七年我寫《中國的經濟制度》。後者的運情是中國的經濟制度是佃農分成制。要是我沒有在早上四十年寫好《佃農理論》,我不可能解通中國改革後的經濟制度的密碼。因緣際會,在人類的一個歷史性的轉變中我能寫出兩件關鍵性的作品,可謂不枉此生!

昆山之行看到現象

一九九七年,我到昆山為先父研發出來的拋光蠟找廠房用地。因為原料的進口成本過高,是不可能賺錢的小生意,只是母親說父親的發明要保全下來。那趟昆山之行,我察覺到地區與地區之間競爭「搶客」,其激烈我以前沒有見過。地區之間有競爭是老話題,但我見到的激烈程度彷彿是多間商店銷售同樣物品。怎會是這樣的呢?百思不得其解。我要到二〇〇三年,得到一位地區幹部朋友的提點,才恍然而悟:土地的使用權力落在縣的手上!每個縣的政府是用出售土地的使用權利來引進投資者帶來的收入。因為多種權利皆界定得清楚,一個縣於是成為一家商業機構,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就出現了。

不是簡單的學問——其實深不可測。是我之幸,因為通過增值稅的安排,縣幹部的收入是佃農分成。增值稅是沒有利潤也要支付,所以是租而不是稅。也幸運的是我早就考查過中國改革初期的層層承包,從而知道縣際出現的競爭是通過層層分成。也不容易,因為從分成的角度看增值稅,這稅率所有地區一樣,是以為難。我要到二〇〇四年的一個晚上,在半睡半醒中想到馬歇爾曾經寫下的一個註腳,才全部解通縣際競爭這個絕妙制度的密碼。中國當時有兩千八百六十個縣,其競爭搶客的激烈可想而知。

生命短暫上蒼仁慈

做學問要鍥而不捨——這點能耐我是有的。我也有不尋常的殺手本能,即是一個研究項目開了頭,我是見不到成果不罷休。然而,作為一門公理性的實證科學,經濟學既可事後解釋,也可事前推斷,實驗室的存在與操作一定需要。不幸的是,複雜無比的真實世界是經濟學的唯一可靠的實驗室,而此室也,我們無從操控。別無選擇,從事經濟研究的要不斷地到真實世界跑。這是我個人的取向。

問題是人的生命短暫,我能活到今天的八十二歲,上蒼的仁慈與醫療的發達都是原因。事實的觀察需要累積,我刻意地等到退休後的六十五歲才動筆寫《經濟解釋》,寫了四次,從起初的三卷到今天的五卷,斷斷續續地寫了十七年。

一夫之勇與好的經濟學

《經濟解釋》到處都是假說驗證,從街頭巷尾的觀察到古今中外的史實,都要有掌握。因為頻頻引進交易費用,有趣的定律彷彿信手拈來。《經濟解釋》跟馬歇爾的傳統有兩方面的重要分離。

其一是除了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所有無從觀察的術語或概念我完全不用。需求量是指意圖之量,不是真有其物,但有關的需求定律不可或缺,所以需求量我保存下來。我把不是真有其物的功用(utility)放進廢紙箱內,跟貝克爾等大師是過不去了。貝兄是「功用」大師,而我則認為沒有邊沁(Jeremy Bentham)這個人,經濟學的發展會更好。功用函數這種玩意,作者中了套套邏輯之計不容易知道!同學們不妨參閱一九七二年我發表的《婚姻》與貝兄一九七三年發表的《婚姻》,比較一下。還有,貝兄認為我一九七八年發表《座位票價》一文是解釋錯了,我卻認為是好文章,同學們也要讀該文,作自己的判斷。

其二,為了要讓出很多空間,方便交易或制度費用的引進,我把經濟學的整體簡化為需求定律、成本概念與競爭含意這三個基礎,其他可以完全不用。當然,上述的三個理論基礎要用出很多的變化才可以展示出無限的威力。

科斯謝世前幾年,不斷地要求我把好的經濟學在中國再搞起來。他很不滿意經濟學的發展好些年,但我的不滿比他來得早——約早上二十年吧。要憑一夫之勇把好的經濟學在中國搞起來,當然很誇張,不可信。然而,從近兩三年的發展看,科斯和我的期望可不是白日夢。今天我相信,好的經濟學在中國搞起來的機會不差。這是因為讀我《經濟解釋》的多是商人或幹部。他們讀不是為了考試或名頭,而是認為對他們有用處。

《佃農理論》五十年,之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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