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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日

鄒崇銘

街市熟食中心作為方法

自2012年起,「共享經濟」成為我主要研究的課題之一,並先後與朋友出版《共享城市》、《共享香港》(2014)和《開放合作》(2017)3本書。2013年,隨「創不同」和社聯兩個機構的朋友前往首爾,考察當地「共享城市」的案例,可說是研究生涯中的主要里程碑。近期社聯推出過渡性社會房屋共享的項目,亦意味「共享」由邊緣邁向主流,正式進入新一屆政府的政策議程。

城市空間共享的可能

不少人談及「共享經濟」,難免想到Uber、 GoGoVan,以至近期備受爭議的gobee.bike等案例;但自2012年朴元淳當選首爾市長後,把「共享城市」作為主要施政方針,革新了首爾的市政面貌,便足以反映尤其在亞洲的集約型城市,空間才是最彌足珍貴和需要共享的資源,亦為其他產品和服務的共享提供基本的空間條件。到首爾實地了解「共享城市」的運作,實在是一次大開眼界的珍貴體驗。

共享房屋在香港已並非什麼新事物,其中「要有光」社會企業的成功,顯然對特區政府產生了重要啟示;近期私人企業開辦的Synergy共居項目,提供類似學生宿舍的長短期租住服務,亦備受媒體的廣泛關注。不過,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要與陌生家庭共用廚房廁所,對參與者來說不啻是個極大的挑戰;在我個人從事的類似項目中,亦早已體會到箇中的辛酸和難處。

香港另一種鮮為人注意的共享或合作房屋,是新界鄉郊社區的鄰里共享模式。例如在高鐵事件被逼遷的菜園村,便通過村民集體買地進行復村。儘管每戶仍保留獨立的居住單位,「親密」程度與上述的共居有別,但是村內仍然保留大量的半公共、半私人空間,令村民能夠通過民主管理,保持原有的集體生活模式,維繫異常緊密的鄰里關係和人際脈絡。菜園村的例子看似較為罕見,但是卻展示「自己社區自己管」的實際經驗,有助拉闊我們對城市空間的創意想像。

除了共享房屋的嶄新實驗外,也有不少人開始關注公共空間共享的各種可能(可參考我有份編著的《重構香港》和《再造香港》(2016)兩書)。香港小販市集原是共享空間的傳統典範,但在城市規劃和市政監管愈趨收緊下,市集的生存空間亦大幅收窄。同樣是經過民間團體的長期爭取,2012年高永文出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後,墟市小販終於重新提上政策議程,才為共享空間逐步帶來新的契機。

新古典經濟學建構悲劇

當下佔全球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常常強調產權清晰界定的重要性。其主要論據是Garrett Hardin於1966年提出的「共同體的悲劇」(tragedy of commons),試圖指出共享資源容易構成濫用,最終令所有參與者利益皆受損。相反,假如把「共享」變成「私有」,令資源能按照市場價格調節,方可有效解決資源管理和分配的問題。

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Elinor Ostrom則從相反的角度,指出共享資源的開放民主管理,在歷史上的成功例子多不勝數。直至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興起,政府強力介入立法和執法的領域,私有產權的「圈定」才大規模出現。但此舉往往無助資源的妥善維護,唯利是圖的傾向更大大加劇資源的過度開發和耗用。新古典經濟學所建構的產權迷思,恰巧正是全球可持續發展危機、人類共同悲劇的根源。

事實上,「鐵路—天橋—商場」的規劃模式鋪天蓋地而來,公共空間私有化的問題異常嚴重(可參閱本欄〈從囍歡里回到利東街〉一文,刊2016年2月15日《信報》),帶來的遺害早已廣為人所批評。商場發展模式淪為大型發展商的專利,再加上集團式連鎖店的跨行業壟斷,已令香港城市生活高度平面化和單一化。香港原有的城市共享空間被全面「圈定」,正是扼殺城市多元生命力,催化「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的主要力量。

從開放競爭到壟斷合謀

在高舉私有產權的同時,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稱之為「新」,在於它早已徹底揚棄古典經濟學對開放市場競爭的信念,不但對產業結構的高度集中不置一詞,同時亦對妨礙競爭的合謀行為噤若寒蟬。表面上,經流學家皆致力排拒政府的「有形的手」,讓資源分配交給「自由」市場決定;實際上,卻對市場「無形的手」的失效視若無睹,任由大集團通過政治影響力盡佔市場優勢。

正如在分析芝加哥學派崛起的新書Chicag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Chicago free market economics(2015)中,作者Lanny Ebenstein指出,1946-1956這段時期,芝加哥大學經濟學者推翻以往的市場信條,逐步放下對財團壟斷的戒心,以及揚棄對市場競爭的堅持。他們的關注焦點從產業轉移到貨幣供應,特別是其後在佛利民的發揚光大下,愈益相信貨幣便是市場調節力量的全部。簡而言之,新古典經濟學已成為貨幣學派的代名詞。

Ebenstein進而指出,二次大戰後的這個重要轉折期,正好亦是海耶克轉到芝大任教的時期。但與其說海耶克影響了芝大,不如說是美國的保守政治和學術氛圍改變了海耶克。現時人們往往視他為近代古典經濟學的奠基者、放任自由經濟思想的教父;但事實上,海耶克早期著作乃很重視政府對市場的調控角色,全面「右傾」乃是1970年代之後的事情。

大埔墟街市啟示

儘管實踐空間共享的傳統市集買少見少,但仍不斷在不太起眼的城市角落,尋找延續旺盛生命力的市場空隙。其中一個具普遍性的例子是,位於不少食環署公共街市的熟食中心。但凡光顧過的市民都知道,這些熟食中心內小店林立,是具有高度競爭性的熟食市場。熟食中心中央的大片空間,則由各店共享共管,生意好的自然佔上更多枱的位置,生意差的卻仍有小片立足的空間。

以我經常光顧的大埔墟公共街市為例,熟食中心內的小店多達40餘檔,堪稱是個平民的美食天堂。部分店舖以經營早午市為主,部分則以經營晚市為主,不同時段的客源迥異,但都共同分享熟食中心的中央空間。

由於食物種類選擇繁多,價廉物美,因此經常人頭湧湧、水洩不通。商戶之間的競爭固然激烈,但相互亦有不少合作機會,例如這檔是賣粉麵的,那檔是賣茶水的,顧客便可同時買來享用。

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整個熟食中心的衞生環境奇佳,不同店舖的陳設皆井井有條,卻極少見到食環署官員巡查的身影。看來經過長年累月的磨合後,商戶之間已形成深厚的默契,抱着同舟共濟的心態,共同把共享空間管理妥當,給予顧客一個良好的總體印象,從而達致多方共贏的結果。這正是踏入「後地產霸權」時代,香港民主規劃和城市管理的範式,我們或可重新發現「擺上神枱」前的海耶克,這裏根本找不到「共同體的悲劇」的位置。

鄒崇銘  影子長策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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