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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26日

張五常

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

儘管求學時我有過目不忘之能,但今天老了,早上想到的,下午就忘記。數十年前的往事倒還記得多一點。我寫過《佃農》的往事,今天再寫,從另一些角度下筆,時日的記憶可能跟以前說過的有出入。年份不會錯;至於月份,我只是憑着幾個關鍵日子,這裡加那裡減,弄錯了一兩個月不奇怪。對讀者來說,時日的準確性不重要,但我要追溯自己的思想歷程,好讓同學們知道,當年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與後來的災難是怎麼樣的一回事。這學派發展時,我是唯一的站在中心的人。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整理好《台灣農業年鑒》的資料,多個需要驗證的含意得到支持,知道博士論文已經掌握。我參考過前人的重要論文,對那些大師的作品雖然佩服,但從一個新理論通過事實驗證來衡量,我有機會超越他們。為此我決定放慢下來,把算得清楚、詳盡的《年鑒》及其他有關的資料整理好,放在一旁,先處理其他的章節。

一稿兩投的結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寫好了《佃農理論》的主要長章。那是沒有三七五租管的那部分,提出自己的理論與指出傳統的分析錯在哪裡。該章經過赫師與阿師的指導,修改得他們高興。急不及待,我把該章寄到兩個地方。其一是芝加哥大學的出版社,希望他們能替我出版一本書,但說明那只是書的一章,其他的還沒有動筆。該社的編輯很快就回信,說要出版該書,希望我能儘快把整本書寫好。後來在芝大我跟這位編輯見過幾次面,今天很遺憾當時沒有結交這個人。只看一章就作出整本書的判斷,這位編輯了不起。可幸後來我數易其稿把整本書寫完,沒有讓他失望。

其二是我見該章是獨立的,把文稿寄到《美國經濟學報》(AER)。該學報的編輯也很快就回信,說文章不錯,但傳統說佃農的分成率是由風俗決定的五十、五十,要求我把文章改為五十、五十的分成。我沒有回覆他。後來到了芝大我把同一文稿交給那裡的《政治經濟學報》,主編蒙代爾收到評審的報告後,對我說:「為什麼你那麼儍,你的文稿可分為兩篇文章發表。這樣吧,我要前一半,你把後一半交給科斯的《法律經濟學報》吧。」我很快就把前一半交給他,只改了一下引言與結語。後一半呢?我多加了不少在芝大找到的重要資料,過了半年才交給科斯。

杜瑪推薦夏保加不管名頭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長灘,我無端端地收到杜瑪(Evsey Domar)一張邀請卡,叫我到他的家參加新年除夕酒會。杜瑪的大名我當然知道,但他不認識我,為什麼會邀請我呢?他任教於麻省理工,當時在洛杉磯鄰近的蘭德公司造訪。好奇地應邀,見他家中有不少客人,沒有一個我認識!酒會中途,杜瑪高聲說:「誰是史提芬.張?請站出來。」我應了。他帶我到廚房去,說:「赫舒拉發給了我你論文的一章,我讀後認為你不屬於長灘,要不要到麻省理工試一試?」我說可以。一個月後收到他的信,說麻省理工沒有空缺,但他把我那一章文稿寄到芝加哥大學給基爾.約翰遜(D. Gale Johnson)。杜瑪又說芝大有一個博士後獎金,曾獲該獎的有阿羅(Kenneth Arrow)與蒙代爾,叫我申請。

約翰遜曾經寫過佃農,我在該章直指他的錯,措辭不留情面,所以不便申請。過了個多月,赫舒拉發給我電話,問為什麼我還沒有申請芝大那個博士後。我無以為對,寫了一封簡單的信到芝大,兩天後就收到那裡的經濟系主任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電報,說我獲該獎,年薪八千美元,不用抽稅,什麼也不用做,只是要到芝大一年。

我當時只寫好論文的第一長章,怎樣去當博士後呢?想了幾天,掛個電話到芝大給夏保加,說論文只寫好一章,問他可否把該獎延遲一年。夏保加說:「芝大經濟系所有的教授都是先生或小姐,沒有誰管你是不是博士!」無話可說,加上當時香港出現了一件不幸的家事,阿爾欽寄給我一紙五百美元的支票,讓我聘用打字助手,六個星期後我把論文趕起了。這趕工主要是後來出書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引用《台灣農業年鑒》那部分的資料,怎樣安排怎樣驗證及細節要怎樣處理我想過無數次,動起筆來有如長江大河,很痛快。

約翰遜的指導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加哥大學,在那裡呆了兩年,遇到的能人異士我曾經寫過,這裡只說《佃農理論》在該校的發展吧。

到芝大後我先到該校的出版社,交《佃農理論》的文稿給跟我聯絡過的編輯。他高興,說文字編輯處理後會出版。我跟着去找基爾.約翰遜。他是我曾經批評過的農業經濟專家,芝大經濟系的教授,也是當時芝大社會科學院的院長。

我平生認識的大學管理高層不少,沒有見過一位達到約翰遜的水平。他客觀、公正、重視人才,永遠是先想一下才說話。他重視我的佃農分析,明知我在論文中批評他,也堅持要給我那項博士後獎金。後來另一位芝大教授對我說,選該獎金的得主時,約翰遜是委員主席,堅持不考慮其他申請者,要是我不申請就空置該獎。

作為芝大一個大學院的主任,約翰遜日理萬機,但他永遠接見我,我要多少時間他也提供。不久後我在芝大的兩間圖書館找到新而重要的關於佃農分成的資料,但出版社那邊趕着要出版,我求教約翰遜,問他應該怎麼辦。他說讓他想兩天。果然,兩天後,他親自到我的辦公室,說:「你的問題我想清楚了。一般來說,像芝大那麼有名的出版社,要出版你的書應該立刻給他們出版。但你的《佃農理論》有機會成為一部經典之作。相信我吧,一個學者的一生不容易有這樣的機會,就是你自己能再有這機會也不容易。所以我認為你要多花一年時間去改進這本書。」

我依他的,認真地多花一年。也算時來運到,當時芝大有兩間圖書館提供的資料,好些我寫論文時沒有機會見到。我掌握着這些新找到的資料,把原來論文的兩節擴充為兩章,都重要。結果就成為今天大家見到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佃農理論》了。

芝大主館有求必應

先談芝大的圖書主館吧。那是我平生用過最好的圖書館。書多尚在其次,重要是他們的服務是我平生僅見。是怎麼樣的服務呢?任何在該館內找不到的書,只要你能提供作者及書名,他們會立刻從其他圖書館借來給你。要是其他圖書館不肯借出,他們會付錢影印一本給你。快捷,準確,有求必應!

有這樣難得一遇的服務,我在該館考查研究,做了兩件事。其一是追溯從斯密到我那近兩百年的關於佃農分成的理論發展,寫成了後來《佃農理論》的第三章。該章寫得好!怎可能不好呢?你要哪本古書該館立刻提供,要寫得不好也不容易。同學們要找機會細讀該章,去體會一下什麼才算是學問。這方面的學問,是要有足夠的資料在手才可以發揮。

劍橋的實證水平塵下

我見到該館的服務那麼好,就嘗試另一項考查。那是關於庇古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那本巨著,其中他引用很多農業資料——尤其是中國的農業資料——來證實農戶與地主之間的租田合約不善,從而導致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分離。庇古引用哪本書的資料為憑,我就追查哪本書;該書引用到另一本,我就追查另一本。如是者一路追到盡頭 ,竟然發覺庇古之說全部毫無實據!

我又發覺劍橋的馬歇爾(Alfred Marshall),一八九四年作《經濟學報》的主編時,高舉一位名為Henry Higgs的提供的一篇關於法國佃農分成的文章。該文只考查一個農戶,分成率剛好是五十、五十,而作者的整篇文章很馬虎,要是我作評審不會建議取錄,但馬歇爾卻把該文放在首席位置。我知道馬歇爾曾經用了幾年時間考查工廠,但從他的巨著中我看不到他對工廠有深入的認識。見到他高舉Higgs之作,我不無感慨。馬氏是劍橋的大師,理論天賦之高不見古人,庇古是他的弟子,也屬大師。這二者代表劍橋的經濟學,該學派對實證研究的要求屬塵下矣!

是的,經濟學就有這樣的一個問題。一個作者憑想像提供一個例子,另一位作者引而用之,如是者傳了開去,傳得幾次,就變為事實!

小圖書館是個金礦

當年在芝大我也常用的是另一間圖書館,很小的,名為亞洲圖書館。在該小館我發現了一個小金礦。是這樣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位名為卜凱(J. L. Buck)的教授(賽珍珠的丈夫),到中國的金陵大學(今天的南京大學)作中國農業的實地調查研究。這些研究做得認真、詳細。卜凱的幾本書我在洛杉磯加大時讀過,但可沒有想到,當年的金陵大學給他提供的多位助手,其中有幾位也為中國的農業著書立說,是用中文寫的,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見到。該館也有幾家國民政府的機構在大陸時出版的農業報告,提供的資料跟卜凱的助手提供的沒有衝突,顯得珍貴可靠。

我為這些新獲得的中文資料做了三件事。其一是在出版的第三與第四章我增加了不少假說驗證。其二是在書後的兩個附錄我提供了中國不同地區與不同等級土地的不同分成率,以及在二十二個省份中的固定租金與分成租金之別。這些資料明顯地推翻了傳統認為分成率是由風俗決定之見,也推翻了佃農分成地主的收入會比固定租金為低。當約翰遜見到這些附錄時,叫出聲來,說:「傳統的分成率由風俗決定之說真的害死人。要是昔日我能見到這些數據,我的分析當會不同。」

合約經濟學的起源

可能更重要是我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中找到中國昔日農地出租的合約版本:固定租金合約、分成合約、鐵板租合約、固定租金合約加大失收的減租條款等,而分成合約與固定租金合約的主要分別,是前者對農植的選擇與土地的耕耘皆有明確的指定。我不認為這些白紙黑字的合約版本支持着我的理論是那麼重要,因為合約這回事,在中國,文字還沒有發明之前就出現,而在二戰時我在廣西農村所見,是農民既沒有錢,也不識字,口頭合約還是有效的。既然這些合約的文字版本存在,我是找到金塊了。

重要的問題明顯。我的理論說不同的合約安排有相同的產出效果,為什麼市場會有不同合約的出現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天大寒,我在芝大的國際學生宿舍拿着六款從亞洲圖書館影印過來的租田合約的版本作考慮,問:為什麼有時這樣選有時那樣選呢?這就是今天的合約經濟學的起源了。

拿着那六張紙我想了多晚,這樣不對那樣又不對,最後我選擇以風險規避與交易費用這二者的變化來解釋不同合約的選擇。寫成的文章受到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與戴維德等人讚賞,也導致代辦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的興起。一位朋友甚至把該章翻為方程式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自己總是覺得有點不妥。到我終於解通合約選擇的密碼時,是三十多年後的另一個年代了。

下文可見,雖然《合約的選擇》一文既有趣也有新意,但因為走錯了一着棋,導致後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出現了災難性的發展。

《佃農理論》五十年.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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