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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9日

張五常

佃農理論出於長灘州立

當年洛杉磯加大經濟系的規定,是先過了四個範圍的博士筆試的關才寫博士論文。這四項筆試最重要是理論。因為我要考阿爾欽出的理論筆試,要多旁聽他的課,所以在考該四試之前就先考慮論文的題材了。阿爾欽及赫舒拉發不管我的先後取向。

當時美國的博士筆試是隆重的,被認為是英國博士與美國博士的主要分別:當年英國的只寫博士論文,沒有筆試,但據說英國的博士論文比較苛求。有人說這邊難,有人說那邊難。一般人認為美國的博士比較難,主要是因為那些博士筆試。當時美國的大約要多花兩年時間。然而,我有不少同學博士讀不成,主要是論文難倒他們,不是博士筆試。

當時一年分兩個學期,那四個博士筆試同學一般分四個學期考,也有分兩個或三個學期考的。我選在五天內考四個。那是一九六四的秋天了。論文題材選來選去還是一片空白,過了該四試的關再算吧。我沒有作什麼應試準備:天天都在想的學問,還有什麼需要準備的?

五天四試,同學譁然,但我知道在論文題材上自己還是一片空白,難關未過,博士遙遙無期也。在這個失望、苦悶的情況下,我考慮在其他大學找一份教職換一下環境,才再攻論文。那是一九六五年的春天。

經濟學易找教職的年份

一九六五很可能是經濟學最容易找到教職的年份。該年初我還沒有嘗試出外找教職,就有四間大學招手。一間是位於加州中部的州立大學,我去傾談過。其他三間二話不說就寄聘用合約來。那是美國的University of Alaska、英國的University of Sussex與澳洲的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我沒有去信求職,而他們沒有看過我的讀書成績,沒有要求推薦或介紹我的信,就寄聘用合約來了。可見當時的經濟學教職容易找,導致讀數或讀統計、物理的紛紛轉攻經濟。

我選去位於長灘的加州州立大學任教職,因為此校離洛杉磯加大只一個小時車程,讓我可以容易地回校聽課及跟老師們研討論文。當時我駕車到長灘市看了,見到是近海,環境可人,就到那裡的州立大學——California State College at Long Beach——的經濟系求職。他們不知我是誰,問我老師的名字,要了我的聯絡電話。過了一天就通知我有職位了。

三年合約,我隨時可以辭職。是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稅前月薪五百美元,比我在加大作助理教員(teaching assistant)的月薪高一倍,但每星期要教十二節課,比作助理教員也剛好多一倍。當時的師友說,州立大學這回事,因為以教書為主,研究可做可不做,是易進難離的學府。他們說沒有誰進入了這類學府後,可以再到以研究為主的學府去。

德沃夏克凡事維護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進入長灘州立,他們把我安排與德沃夏克(Eldon Dvorak)共用一個辦公室。德兄比我年長幾歲,沒有發表過什麼文章,是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博士,經濟學的基礎好。職位比我高一級,德兄健談,辦事能力強,若干年後,他一手搞起美國的西部經濟學會,會員多達三千,是美國第二大的。

到了長灘幾個星期,德兄就對其他同事說,有朝一日,長灘州立會因為我在那裡教過而知名。當然是胡說,但對我沒有害處。一年後,德兄跟一些學生聯手,給我弄來一個十八間州立大學的最佳經濟學教授獎。這對我的好處更大,因為我是中國人,教書的英語水平總有疑問,這個教授獎是把這疑問消除。我在前文提到一九六七年初在長灘藝術博物館舉辦盛況空前的攝影個展,也是由德兄穿針引線,然後替我在大學申請得五百美元資助,跟着因為資助不足,他親自在家中的車房給我造了數十個相片木框。

台灣的土地改革與農業年鑒

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事情終於發生了。我在一份中語刊物讀到,一九四九年初台灣推出農地土地改革,大幅地壓制地主的農穫分成率,台灣的農業產量因而急速上升。政府大事管制導致產量急升,言不成理,我想是國民黨的反共宣傳吧。姑且到長灘州立的圖書館看看有什麼資料可教。那是一間很小的圖書館,沒有什麼書,但奇怪地有一整套《台灣農業年鑒》。提供經濟資料的政府推出的年鑒,通常簡略,吹水多於實情,是政府的宣傳工具,作為實證研究的資料一般是廢物。然而,那一年出版一本的《台灣農業年鑒》卻毫無宣傳文字,只是數字密密麻麻,其詳盡程度之前我沒有見過。

一年一本,沒有缺失。我把整套年鑒借了出來,細心審核。這些農業數據分縣處理,然後分水田與乾地,又分耕地與輪植地每年的變動面積,跟着是分不同植物的用地的輪植面積與收成的每畝的平均產量。我花了兩個星期反覆審核,找不到半點矛盾或互相衝突的地方。得到的結論,是那些數字不可能是假造的。

一年後我大手而又全面地利用這些數字寫出那重要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時,阿爾欽讀到也嚇了一跳,問那些數字從何而來。我帶幾本《年鑒》給他看,他自言自語:「發神經,怎麼有人會那麼詳盡地搜集這些數據呢?」他要求我去查詢,我去信台灣有關當局,得到他們解釋搜集數據的方法,阿師滿意。科斯後來對人說:「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佃農理論》不能被超越。」

一個晚上解通佃農分成與租管效應

我曾經寫過,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在長灘,當我認為《年鑒》的詳盡農業數據是可靠時,一個晚上我坐下來,用簡單的傳統理論推斷台灣政府壓制地主的分成率會否導致農業產量的上升。我先推出沒有政府的管制,在佃農分成下,農地與農民勞力的產出效果會怎樣。我見佃農分成沒有一個價,只有一個分成的百分率,求不出資源使用的均衡點。受到戴維德的的捆綁銷售的影響,我多加一個簡單的合約條款均衡點就出來了。(後來在芝加哥大學的亞洲圖書館我找到中國的佃農合約版本,這條款果然存在。)佃農分成的均衡與地主自耕、僱用勞工或以固定租金把土地租出,這四者的資源使用效果完全一樣。沒有什麼新意。但當我加進政府壓制地主的分成率,該農戶的產量卻上升了。這跟台灣政府說的一樣。

我曾經寫過我要用三個小時去說服德沃夏克我的佃農分成理論與台灣的減租效應,在所有的細節上都對;也寫過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我提供十一頁紙的文稿,在母校陳述該理論與台灣的減租效應時,在座的數十位老師與同學一致反對。政府管制分成率會增加產出不容易相信。後來我才知道,佃農分成在我之前已有定案:地主抽分成有如政府抽稅,當然無效率,會有減產的效果。這傳統顯然沒有想到,地主不是政府,減產對地主不利,而後者可採用固定租金合約,或僱用勞力,怎麼會蠢到去選擇減少自己收入的合約安排呢?後來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我追溯斯密之後的佃農思維,發覺他們其實不蠢,只是找不到正確的分析。

今天我有點遺憾,一九六六年五月寫下的那十一頁眾人皆否決的關於佃農分成與台灣農地租管的文稿,沒有保存下來。要是該稿還在,拿去拍賣可能值點錢(一笑)。眾人否決,過了一天阿爾欽要求我讓該稿在他教的研究班討論。我當然高興。一些同學為我緊張起來。我當時在長灘,每三幾天收到同學的電話,說還沒有誰在我那十一頁的文稿上找到邏輯上的錯。

阿爾欽給我亮了綠燈

一個月後,阿師通知我,說我的佃農分成與台灣租管可以動筆,準備要寫兩年。後來八個月完工,阿師說是奇跡。六月底動工,是暑期開始了。當時我不擔心我的佃農理論找不到農業資料或數據的支持。我擔心的是自己對台灣農地改革作出的肯定推斷。是這樣的。台灣政府一九四八年四月推出那有名的三七五減租的土地改革,即是把地主出租給農戶的農地,由有關當局估計的平均地主佔收穫百分之五十六點八的分成,硬性地一律減為地主只能從農戶收取收穫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不管原來的農地租用合約是固定租金合約還是佃農分成合約,皆被政府約束,地主所收不能超越總產值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

當時我的理論推斷,是在那硬性的三七五減租下,台灣農產品的總產值會上升。更為重要是農地的邊際產值,出租的農地會高於地主自耕的;另一方面,農工或勞力的邊際產值,出租的農地會低於地主自耕或僱用勞力代耕。這導致同樣的農地,地主自耕與出租的,二者土地的邊際產值不同,勞力的邊際產值也不同。這是說,雖然在三七五租管下,農產品的總產值是上升了,但同樣的農地其邊際產值不同,同樣的勞力其邊際產值也不同。這是經濟學說的無效率,否決了台灣政府之說。

要怎樣去證實上述的兩項邊際產值不等之說呢?這是大麻煩,不是小麻煩。《台灣農業年鑒》提供的資料是難得一見的詳盡,但只是各種農作物的平均土地產量,沒有什麼「邊際」的數據。我當時知道經濟學有一個「可變比例定律」(law of variable proportions),容許從一種生產要素的平均產量的轉變來推斷另一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轉變,而這定律的細節變化我當時有全面的掌握。問題是《年鑒》的數據雖然包括有所有農產品的土地平均產值,勞動力的多少可沒有提及。

先作推斷棄用電腦

當阿爾欽一九六六年六月容許我動筆時,我已經為上述的「邊際」難題想了一些時日;六月阿師給我亮了綠燈,我就大事「去馬」。苦思兩個星期,我憑自己知道的《年鑒》資料推出一系列在三七五租管下會出現的農業產量轉變,從而推出含意着的土地與勞力的邊際產值轉變。我把台灣不同的縣排列,把水田與乾地排列,把不同的農作物的輪植土地排列,也把不同農植需要的勞力投入排列。我跟着在紙上寫下七、八項在三七五租管下將會出現的排列圖案轉變,從而間接地證實在該租管下土地與勞力的邊際產值轉變。反覆思量,我認為這些推斷不會錯。

當時德沃夏克天天坐在旁邊,見我寫下那些推斷,很替我擔心,問我要怎樣處理。我說要有一位助手替我把《年鑒》的數字加加減減,乘乘除除,也要用一間較大的房間。德兄立刻替我找到一些錢聘用一位助手,也找到一間較大的房間,他和我一起搬進去了。當時電腦的使用正在興起,其他同學或學者都把找到的數據打在紙卡上,一盒一盒的,然後到洛杉磯加大的電腦中心排隊輪候電腦時間。有兩個原因我決定不用電腦處理數字。其一是《年鑒》內的數字太多,要用上無數紙卡,遺失了少許就哭得出來——這是一些同學的經驗。其二是我見那些採用電腦的,用回歸統計算出來的結果不滿意,喜歡轉換方程式或換數據,再到電腦中心排隊。我不認為那是可取的玩意。理論或假說推斷這回事,想得仔細,清楚,數據說是錯了應該回頭在理論假說那些方面再想。當時用手搖動的計算機的聲浪震耳欲聾,難得德兄整天坐在同一房間受聲浪之苦。一九六六年的暑期過後,助手和我把那七八項推斷的結果都算出來了,沒有一項不是正中我事前推斷的。我高興,德兄可能更高興——他在同事之間奔走相告。

《佃農理論》五十年.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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