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5日
一、
九月一日,全國人大常委通過於十月一日起實施《國歌法》,並據《基本法》附件三引入港澳特區。香港人自認具中國人身份的不多,按照「常理」,當此「國歌」為一回事的人應寥寥可數;可是,在國法面前,只要在中國政府轄下地區生活的華裔人士,便無法擺脫此「全國性法律」的約制。
《國歌法》令不少港人(認同和不認同中國人身份的人)擔心誤蹈法網,以其訂明故意篡改歌詞或以「貶損方式」奏唱國歌,便有「刑事責任」;而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士」應「肅立」、「舉止莊重」,升國旗唱奏國歌時,「在場人士」則面向國旗並行「注目禮」……。什麼是「故意篡改歌詞」及「以貶損方式奏唱國歌」,雖具伸縮性卻可以理解、接受,但何為「肅立」、「舉止莊重」以至什麼是合格的「注目禮」,便令人坐立不安,因為這類「動作」都很難作「科學」決定,一切有待擁有絕對「酌情權」(Discretionary Power)的當權者決定。領教過什麼人才配稱「愛港愛國」的港人,難免惴惴不安。
在法例上留下「酌情」亦即給執法者「便宜行事」權力,是內地立法的特色。這樣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賦予當權者「看情形辦事」的無上權力;其二是由此而生的貪腐彈性,令有關幹部有上下其手的空間;這種「留有一手」的立法,因此大受官僚系統歡迎。但願已受建制派控制的立法會通過的「本地立法」,能讓港人安心!
二、
《義勇軍進行曲》原為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在上海首演激勵人心愛國抗日電影《風雲兒女》(Fengyun ernul〔Children of Trouble Time或Sons and Daughters in a Time of storm〕)的主題曲,該片導演許幸之,袁牧之、王人美主演(周璇參與演出),編劇為左翼作家聯盟(於一九三○年十月成立的中共地下組織)中堅分子、一九三二年加入共產黨的田漢;據《國歌百科大全書》(書名等資料見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本欄)紀事,在編劇及寫主題曲歌詞期間,田漢遭國民黨特務軟禁,事為其好友、左聯成員聶耳(田漢介紹他入黨)所聞,遂設法取得歌詞(據說歌詞寫在火柴盒上)、請纓作曲,上海地下黨負責人擔心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愛國作曲家亦陷國民黨特務羅網,設法把他送去日本,讓他可以在不受干擾的情形下安心作曲;聶耳果然很快完成主旋律及簡單伴奏譜,郵寄上海的「接頭人」孫師毅(劇作家)及司徒慧敏(導演);不數日,聶耳便於游泳時溺斃!現任肯塔基大學中國文學副教授的華裔學者羅靚(Liang Luo;北京師大、哈佛大學)在二○一○年十月《伊文思雜誌》(IVENS;第十六期)發表的特稿〈中國國歌樹立的國際先進榜樣〉(International Avant-garde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Anthem — Tian Han, Joris Ivens and Paul Robeson)透露,此曲譜由時任百代唱片公司(Pathe Records)音樂總監的作曲家賀綠汀(著名作品有港人熟識的《四季歌》和《馬路天使》等〔填詞的是田漢〕),請該公司的樂隊指揮(寫有數首交響樂及小提琴協奏曲)、俄國猶太裔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莫夫(Aaron Avshalomov, 1894-1965,死於紐約)編成銀(軍)樂隊總譜……。聶耳無緣觀賞《風雲兒女》,當然亦聽不到自己的傳世傑作公演!中國國歌國人寫主旋律由外人譜配樂,與日本國歌《君之代》是德國樂師據日本民謠〈蓬萊山〉譜曲何其相似(見今年三月十六日本欄)!按羅教授二○一四年出版的《現代中國的先鋒與流行:田漢及表演與政治的交滙》(原名可見亞瑪遜;此譯名很差勁!),筆者未曾寓目,大概是從這篇特稿衍化而成。
應該說明的是,筆者不知道現在國歌的總譜是否仍採用阿甫夏洛莫夫的版本,因為原解放軍樂團團長、連續十年提案倡國歌立法的全國政協于海,五月初對記者說「目前國歌版本比較混亂,一些存有錯誤的樂譜還在使用……。」無論如何,國歌曲調原創人為聶耳,殆無疑義,但何人寫總譜,北京要有個正式的交代。
三、
《風雲兒女》令容易上口的《義勇軍進行曲》成為流行曲;百代很快灌錄以此為名的唱片,「上海永安百貨有售」。由於創作者「採用了強勁的步伐節奏,以激昂的旋律,配合激勵人民團結一致抗敵的歌詞,塑造出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義勇軍形象和民族精神,激發人民的愛國情懷,鼓舞人們抗敵救國的鬥志」,因此在抗日戰爭時期有重大現實意義。現在把之法定為「國歌」,反映北京有意使之成為圓「中國夢」的重要「軟實力」之一!放眼當前國境周邊動態,弱敵環伺,說地緣形勢險惡,一點不過分,此時此刻「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不正足以顯示「愛國心」嗎?我國的「弱鄰」現在擁核武的已不只是印度,去周日還加上北韓,而美國的核子牙更通過其關島基地、在我國門前海域游弋的艦隻及「盟友」日本和南韓,瞄準中國,「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亦近寫實之句……。今時今日唱國歌也許有怯敵(說卻敵便有點誇張)、壯膽作用,港人焉可不唱!
此間反對把《國歌法》引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政客學者及社會賢達,頗不乏人且不缺理據,其中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昨天在電台節目中指出,行另一制的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又如何能通過「唱國歌」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說的大有道理,看來人大又要釋法矣!
從《義勇軍進行曲》到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有一段非常有趣且具教育意義亦可說是政治化的歷程;它之傳入美國(進而歐洲),更是一宗動人故事。
何大章《一個真實的宋慶齡》(香港中和出版社)的〈把你的歌聲留下〉一章有這段記述︰「一九四○年夏,在中國組織抗日群眾歌詠活動的愛國青年、社會活動家劉良模,被派赴美國求學……,在紐約,劉良模(引按 可能經林語堂的介紹)見到被稱為『世界歌王』的保羅.羅伯遜。」羅伯遜關心地問及中國抗日的情況,表示「黑人和中國人民同樣是被壓迫的民族」,除了向「堅決抗日的中國人民致敬」,他還要學會「幾支中國歌」。劉良模於是教會(反覆唱給他聽)他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其他幾首中國民歌(未見提及劉氏有否把百代的唱片帶至美國)。不久後,羅伯遜在紐約露天音樂堂(引按 為位於西哈林的Lewisohn Stadium)開演唱會,結束前這位低音歌王說「我要唱一支中國歌獻給戰鬥中的中國人民,這支歌叫《起來!》」,他用「中文和英文」唱這首歌後,「全場掌聲雷動。」聽眾顯然大受感動,散會後大家繼續唱「前進!前進!前進!」從此,《義勇軍進行曲》「開始在美國的進步人士中流傳。」
《義勇軍進行曲》從《起來》到國歌的政治進化.【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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