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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5日

黃伯農

「美國優先」戰略文化和全球謀劃

今年內,美總統特朗普須向公眾和世界交代其「國家安全策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文件。由於他上任至今白宮內外權鬥不斷,主要有國家安全顧問如弗林(Michael Flynn)和班農(Steve Bannon)已因不同原因或辭職或撤職。加上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正積極調查去年競選期間特朗普團隊涉俄關係的指控,特朗普便一直在各種政治壓力和人際張力下帶領國家。筆者認為,這種美國內部的無序政治文化也許就是「美國優先」戰略文化的一個縮影。本文嘗試勾勒「美國優先」作為戰略文化一種的形態和謀劃方向。

戰略文化與外交政策

戰略文化作為世界觀一種,它們的外表由於有科學和理論包裝,所以會令人覺得理所當然,但是它們也只是一些人透過有限的經驗和實證而簡化的「信條」。今天的美國民主政治其實跟中國北宋和明末的黨爭政治同出一轍,主要是有學問的士人組黨結派後,連結不同政經勢力,卻共同向着國家主權力量的唯一性互相擠擁排斥地進發,競逐掌握國家權力的寶座;有人在這過程中上了位,有人則下了馬,那是自然不過的事態發展規律。

特朗普一生經歷破產和婚變等人生低谷,在這些沉重打擊中仍能屹立至今而當選總統,也不簡單。其實,人生存在世就是這樣的;我們都會經常面對一系列的無序無重狀態,在持續動盪的粒子互相撞擊中作判斷和謀劃,時力爭上遊,時絕地反擊,時持盈保泰。

外交政策的出現便是這種內部無序撞擊的後果。由於不同勢力代表不同信條的林立和比併,外交政策便只是由不同信條所拼湊而成的「文化連續體」(cultural continuum)。為政者之所以能站得住,並不取決於他能否伸張自己的個人意志,而是要有效平衡各個向心力量(centripetal forces),於這持續動盪、演變的連續體中下一點墨。這一點墨雖是微小的一點,但卻是能支撐整個大局無比重要的一點。

美激進保守主義的冒起

自奧巴馬時代以來,我認為美國外交政策辯論的主要爭論點跟現實主義的保守主義陣營內的辯論有關。從二戰前美國優先委員會倡導的「不介入保守主義」角度看,2001年「九一一」後,美國外交政策已走向激進保守主義路線。激進保守主義者為了保存美國傳統文化和民主制度,除了提出以國民教育把其核心價值灌輸國人之外,也要以先發制人的手段施行外交政策,先下手為強地提早預防和杜絕威脅的來犯。這可比喻一隻豺狼在無序的森林見到一幼虎,於牠未長成時便要先把牠幹掉,否則後患無窮。

於是,前總統小布殊當政期間(2001-2009),有激進保守主義力量連結自由主義勢力,他們倡導以軍事方法先推倒敵對中東政權,後再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去民主化(伊期蘭)世界;並以此論調發動中東戰爭。

到了奧巴馬執政時(2009-2017),坐大了的激進保守主義勢力便提出中東戰爭已損害美國經濟和安全利益,美國須以「離岸平衡」和「外判」等「推卸責任」的方法,去把美國在歐亞邊陲地帶的軍事投入轉嫁歐亞盟友,令她們代自己堵住威脅。

到了現在,激進保守力量和自由民主力量仍有爭持。然而,2016年民粹政治的抬頭,正為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亮了紅燈,指自由主義的根本問題是國家對跨國資本缺乏有效管控,錯誤地讓資本過分帶領國家發展,造成內部社會矛盾。

於是,5月底,兩白宮資深官員──作為特朗普高級安全顧問的美軍將領麥克馬斯特(H.R. McMaster)和國家經濟委員會總監科恩(Gary Cohn)便公開撰文。有趣的是,縱使有輿論認為他們偏向自由主義派別,他倆卻提出以下兩個傾向激進保守主義觀點。

一、總統特朗普不認為這個世界是什麼「全球共同體」,而是一個國際「競技場」,供國家、非政府組織和商業財團競逐利益。我們不單沒有否定這個國際政治的基要本質,更去擁抱它(即要好好利用)。

二、美國在海外的未來領導角色會透過外交、經濟和軍事資源,保存和促進美國安全、繁榮和全球的影響力(言下之意,美國外交政策只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

攻勢現實主義全球謀劃

既然事態已發展到這個地步,特朗普信條的着墨點看來已點在後「九一一」時期冒起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國際關係理論身上。去年11月特朗普當選後不久,攻勢現實主義大師芝加哥大學的米爾斯海默教授(John Mearsheimer)在美國《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雜誌撰文,為特朗普提出一美國全球安全戰略框架,它有以下重點:

一、美國應停止嘗試向全世界輸出自由民主價值,更不應維持其自由主義霸權。嘗試推倒中東政體然後再重建民主的做法已經破產,失敗的證據確鑿。中東戰事已令阿爾基達恐怖組織演變和增生,也促成了「伊斯蘭國」。

二、在歐洲,美國應停止跟俄羅斯製造對東歐和平和敍利亞衝突不利的危機和事端。

三、現實主義政策主要為美國維持全球勢力平衡;美國須尊重他國主權,縱使不同意別人的內政;美國不要再試圖干預和塑造別國內部政治體制。

四、基於相對財富較集中的原因,東亞和歐洲為更重要的歐亞區域。波斯灣地區的重要性取決於她們製造全球30%的石油,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舉足輕重。美國務須防止任何區域霸權在這3個地區出現。

五、歐洲較容易處理。德國人口收縮,國力正下滑;俄經濟則太依重能源收入。由於歐洲能夠自行組軍阻嚇俄,美國須鼓勵歐洲多為自身安全負責,美才可減低軍事投入。

六、俄不是美主要威脅。美應正常化跟莫斯科的關係,共同停止敍利亞戰事和打擊恐怖主義。更重要的是,美需要俄幫助去圍堵正在崛起的中國,美不能再把俄推向北京。

七、美須讓中東各國和地方勢力自行解決「伊斯蘭國」等問題。「伊斯蘭國」對中東地區的安全威脅比對美國本土大得多。

八、東亞是唯一大問題所在。如果中國持續崛起,北京便有朝一日可像美國能支配西半球一樣地支配亞洲,到時將後患無窮。美須竭力圍堵中國,防止其成為亞洲地區霸權。

九、期望亞洲盟友自行應付北京,是不切實際的。中國已比她們強大,要求她們組成一個有效勢力平衡聯盟是有困難的。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不可或缺,這件事最為重要,有賴美國各政策制定者去下戰略苦功和多辛勞,才可創造一套全面策略和部署計劃,防止中國成為美國的同等競爭者。

黃伯農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與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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