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5日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C. Schelling)於2016年底辭世,享年95歲。早前一直忙於評論香港特首選舉和其他時事,現在才有機會介紹這位博弈論大師的思想和貢獻,實屬怠慢失敬。
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經濟政策的經濟學家多不勝數,但作為經濟學家而能對外交政策和國際格局有所影響,謝林當數劃時代之先驅。
博弈論是研究互動決策的學問,並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由納什(John Nash)等人奠定基礎;而在1960年的《衝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和1966年的《軍備及其影響》Arms and Influence 兩部名著中,謝林開創了用博弈論來研究國與國之間互動的先河。
短短一篇文章,當然不足以涵蓋謝林的道山學海,但讓我嘗試在此擷取兩點精華,與讀者一起思考。
威脅可信 方能阻嚇
首先是當兩個決策單位(可以是個人、團體甚至國家)的利益有衝突的情況。以國際關係為例,眾所周知,戰爭是對參戰各方(不論勝負)都代價高昂的行為。那麼,A國怎麼說服B國相信,如果B國敢越雷池半步,A國就必定會還擊(而非因為害怕戰爭代價而息事退讓),從而阻嚇B國,免生戰端呢?畢竟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中,正是因為美國和蘇聯缺乏令對方信任的溝通和阻嚇機制,險些釀成核戰。
謝林的解答是:A國可以主動限制自己的選項範圍,迫使(commit)自己在受到挑戰時必須還擊。例如在冷戰時期,美國在西柏林駐紮了一支小部隊。西柏林被東柏林四面包圍,如果受襲,小部隊根本無力防守。但謝林認為,那支小部隊的策略作用不是防守,而是在蘇聯一旦入侵西柏林時壯烈犧牲。蘇聯知道,如果美國士兵被殺,美國就忍無可忍,必須開戰。換言之,那支小部隊的存在,令美國「遇襲即還擊」的威脅更具可信性,而蘇聯亦不敢打西柏林的主意,美軍小部隊始終安然無恙。有意見指,美蘇雙方在古巴導彈危機後,廣泛使用這種看似危險、實則互相制衡的策略,這對冷戰後期在軍事上的穩定局面功不可沒。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人際互動和國際互動可否類比,古往今來不少思想家都有所探討。一方面,就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說,即使一個最孱弱的人也可殺死最強壯的人──只要在他睡覺時偷襲;然而,國家機器則可24小時運作和作出反應,所以國際衝突中的「第一擊優勢」(first strike advantage)相對較小。另一方面,史丹福大學的James Fearon教授則提出了「觀眾成本」(audience cost)的理論:當一個國家的政府面對外交危機升級,可能會受制於國內民意壓力而無法退讓,只得「頂硬上」。要捕捉國家作為決策單位的這些微妙因素,需要更複雜的工具,但這無損謝林的理論作為基礎模型的重要價值。
目標一致 互相協調
談完衝突,讓我們看看雙方利益一致時的情況。舉例說,你是一個特工,要跟另一特工秘密接頭,但不知何故,你們還未約定接頭地點便無法溝通了,必須各自去一個地點,寄望剛好去了同一個地點,得以接頭(雙方都希望成功接頭,所以利益一致)。就這場博弈的結構而言,沒有任何地點比其他地點更特別,因為無論在什麼地點接頭都可以。如果這場博弈在香港發生,你會去哪個地點呢?
謝林在美國問了一批學生這個問題,假設博弈發生在紐約,結果最常見的答案是去中央車站。為什麼呢?因為其中一方會想「我去哪裏,對方會最易猜到呢?」對方會想「對方認為他去哪裏,我會最易猜到呢?」這一方又會想「對方會認為我會認為我去哪裏,他會最易猜到呢?」餘此類推;由於中央車站是最明顯、最易認的地點,於是雙方都會以之作為協調的目標。
這個稱為謝林點(Schelling point)或聚點(focal point)的概念,可以解釋世界上眾多現象──從國界到私產,從股市到時裝,從婚姻到語言。近幾年,我去過本港10多間中學作數學講座;每當講到博弈論,我都會請兩位同學上台玩一個遊戲,就是各自在以下幾個數中選出一個,如果雙方選中同一個數,雙方都有獎品,否則便雙方都沒有獎品。
–3.29, 5.98, 0, 1.95, –2.72, –4.36
根據謝林點的理論,同學應該傾向以0為協調目標,因為這個數字最明顯,最易被對方猜中。但現實中,我發現只有約一半次數是兩位同學都選0。(其實,即使他們沒有選中同一個數,我仍會給他們獎品,但他們事前不知道!)有些同學解釋不了為何不選0,但一般而言,視乎雙方的共同經驗和習慣,對謝林點的判斷往往有所變化。在前述例子中,如果兩名特工曾是大學同學,他們便可能會去那間大學校園內的熟悉地方嘗試接頭。
儘管謝林已經仙遊,但他的智慧會在無數學生身上傳承下去。現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不但讀過謝林的幾本著作,他於八十年代獲港府保送往哈佛進修期間,更曾聽過謝林的課。撇開數學模型的細節,我認為林煥光在基本道理和思考方法上,確實悟得謝林的精髓。
駕返蓬萊 繼起有人
誠如王賡武教授所言,在「一國兩制」和「50年不變」的問題上,香港一直有兩種思維並存:第一種是認為隨着中國繼續改革開放,將會逐漸走向自由和法治,與香港的制度接軌;第二種則認為隨着中國日漸強大,香港市民對國家及其制度的認同感亦會增強,最終兩者交融。兩種思維多年來激盪交鋒,但在這場博弈裏,不同香港市民的利益卻非互相衝突,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在這個情況下,特區政府必須展現一個可供社會上兩種思維協調的謝林點,促進社會修補撕裂,讓不同市民都能有信心地在香港生活下去,而林煥光正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他在建制之中身居高位,亦勇於發表貼近香港核心價值的開明言論,反映廣大市民一些基本而含蓄(tacit)的共識。其實香港過去百多年一直身處歷史的狹縫之中,得以不斷開創新天,正是憑着這種尋找謝林點的生存智慧,求同存異、同舟共濟。
在未來的日子,我衷心期盼林煥光先生無論在什麼崗位,都可以繼續參與公共事務,為香港前途貢獻他獨特的智慧。
盧安迪_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生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