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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6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雞年旺股自「古」已然 日本國歌「番人」譜曲

雞事說不完。

■二月一日本欄寫及「嘉美雞」,引維基百科的資料,讀十四日譚淑美在本報的〈碩士雞農……〉,方知大謬。成功培育嘉美雞、現為嘉美雞場老闆的郭銘祥(溫哥華UBC禽畜營養學碩士),聞「嘉美雞因含加拿大與美國雞種而得名」之說,「一聽就拍枱大罵『黐線』」,因為郭氏一手培育的嘉美雞,「牠們的祖宗都來自廣東」,此雞之得名,是來自港大「嘉」道理農業研究所,是「美」味的雞!

作文抄公之餘,順此更正。

■「金雞長鳴,鳳凰翔舞」,是古人用以形容萬象更新、六畜興旺(世界和平、經濟繁榮)的景象;而以「金雞」作為朝廷盛典標誌的,始於約一千四百年前的唐朝,其時皇帝即位、立后和建儲(君)以至頒行足以彰顯皇恩浩蕩的重要法令,其儀禮俱以樹「金雞」為誌。《新唐書.百官志卷十六》云︰「凡有赦,則先建金雞……。」唐李白因「跟錯老細(永王李琰)」被貶官夜郎,作詩《流夜郎贈辛判官》,有「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宋黃庭堅的〈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雞赦九州。〉指的都是皇帝頒旨大赦時必「立金雞」。

古人所說的「金雞」,並非黃金的雞,而是因為於陰陽五行「水木金火土」中,雞屬金,因此稱為「金雞」。不過,皇室有的是黃金,因此皇家製造的雞,便「黃金其首」,以突顯朝廷國庫豐盈!何以用雞作為「吉祥物」,大概與雞為星宿下凡的五德之禽且易養味美「造福世人」有關。

金雞非黃金的雞,古人的著作多次作有關說明,如《祖庭事苑》(轉引自葛承雍︰〈唐代金雞俗〉)指「人間本無金雞之名,以應天上的金雞星,故也。天上金雞鳴,則人間亦鳴。」這與古人認為雞是星宿下凡之說相符……。無論如何,「金雞」絕非黃金其冠其羽其翼甚至其身的雞。雞與黃金此種貴金屬扯上關係,反映的只是世俗拜金主義的盛行。

■雞年,據股市研究者爬梳歷史統計,發現原來是「大好之年」,一篇二月八日在truewealthpublishing.asia網誌貼出附有多份圖表的短論,指出雞年大利股市——不僅是亞洲而且澤及美國股市。

摩根史丹利編彙的「去日亞洲股市指數」(MSCI Asia ex Japan),一九九三年雞年指數升幅為「十二生肖年之冠」,達百分之七十五;二○○五年亦然,是年升幅亦有百分之五十二。由於此指數編製於一九八八年,迄今只有兩個雞年,因此不能遽下結論,惟雞年的表現均遠勝其他年份,則彰彰明甚。

雖然農曆新年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不是重要節日(遠遜聖誕及萬聖節),惟以標準普爾指數衡量,雞年股市的表現,雖非最佳,卻算「甚佳」。研究人員攤開從一九二八年以來的股市數據,在此後的七個雞年,平均漲幅為百分之十四,僅跑輸虎年和豬年「一個馬鼻」。無論亞洲或美國股市,資料顯示股市表現最差的是蛇年——亞洲的沒有升幅,美國的升幅不足百分之二!

雞年是否旺股市,看特朗普將在基建及軍事上大量投資,帶起股市(和通脹)不足為奇。

■七十年代以前的英國,電影院「開畫」前都播《天佑吾皇》,也許法例規定人民聞國歌必須起立(無暇查證),但「守法」的人肯定不多,筆者所見的是待看戲者「自由活動」,有人起立有人離座更多的人充耳不聞「坐定定」等看戲。久已不進英國戲院(經常赴英的友人亦然),未知播國歌之例是否仍存……。

香港電影院並無此例,特區政府為加強港人國民意識,於二○○四年起製作了六輯電視宣傳短片《心繫家國》,最後一輯於二○○九年十月一日啟播;這輯短片皆以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為主題音樂,在電視台主新聞時段前播出,然而並無觀眾必須起立的規例,非常「便民」。電視台播國歌的決定並無不妥,但看所配短片,人民(少年)歡欣鼓舞、快樂似天使、激情近紅衞兵,則與歌詞絕不相配(與《歌唱祖國》之類的歌倒相配),因為不願做奴隸且冒着炮火前進的人們,迎炮而上,隨時為國犧牲,怎會有聞國歌雀躍起舞的聯想……。電視台宜盡快「改畫面」以配合在國家多難之時愛國情緒洋溢嚴肅壯麗盡顯中國人不怕強敵迎難而上勇氣志氣雙全的歌詞。昨晚撰本文時扭開電視,播國歌的時段卻不見了。但願重新播出時「圖詞相配」。

■談國歌,想起去年十一月底印度最高法庭下令全國電影院在開映前應播國歌的「舊聞」。法庭認為獨立七十年後,印度人仍沒有身為印度人的驕傲,少聽國歌是原因之一。看情形香港很快有有關的立例。

據筆者曾引述的《世界國歌大全》(百科全書),印度國歌的詞曲俱出自大詩人泰戈爾(R. Tagore)之手。一九一一年,泰戈爾應當時「拉甲」(Raja,土皇帝)之請,作一首有印度特色的歌以歡迎宗主英國君主佐治五世蒞印「國事訪問」;泰戈爾應命寫歌,惟他獻此歌給他的真正主人上帝而非英皇!一九五○年獨立後,此歌被國會定為國歌(全長五十二秒、精簡本二十秒)。

無視最高法院的命令,言論非常自由且政黨多如本港「智庫」的印度,傳媒和政客,就此展開「熱烈討論」,至今快四個月了,似未有共識,因為「國歌真的能激發人民的愛國情緒進而團結各族人民嗎?」是個不易有肯定性結論當然更不易達共識的命題。

■說起國歌,筆者認為日本國歌由外國人譜曲,似為世界罕例。據日本箱根富士屋溫泉酒店(Fujiya Hotel, Miyanoshita, Hakone為連鎖酒店,但箱根的似已改名或結業)於一九三四年初版(筆者手上的一本為一九五○年版)的《我們日本人》(We Japanese),說日本國歌《君之代》(Kimigayo)本為和歌(Waka,民謠),於明治年間被定為國歌歌詞。維基說「一八六九年在橫濱工作的英國駐日本大使館護衞隊步兵營軍樂隊隊長、愛爾蘭裔的芬頓(J. W. Fenton),建議據此譜曲作為國歌……。」但《我們日本人》則指是於一八七九至一八九八年任日本海軍軍樂隊指揮的德國樂隊領班埃克(Franz Eckert),應海軍部長之請為日本寫國歌,他為此「廣徵民意」,結果選中此歌謠,而軍樂樂譜由他編寫。

究竟誰是誰非?只好再翻《世界國歌大全》。據說平安時代(Heian, 794-1185)開始,皇室盛典必有宮人朗誦詩歌,有時和以音樂……。一八六九年,橫濱日本軍樂隊領班芬頓,了解日本沒有國歌,教樂隊奏《天佑吾皇》,官員聽曲心喜,芬頓遂毛遂自薦,說只要有人寫歌詞,他會作曲譜為日本國歌,結果當地炮兵司令(通中日歷史的「儒將」)選中一首平安時代朝廷常用的歌謠為國歌之詞;芬頓配上銅管樂的樂譜,首演在一八七○年。不過,芬頓的曲譜被時人認為「不夠莊嚴,應予修正……」。一八八○年,日皇委任一個「改國歌」委員會,而那位德國樂隊領班埃克獲選重寫曲譜——新國歌於同年十一月三日「首演」……。不管是英國人還是德國人,日本國歌的曲譜肯定出自「西人」之手!

順便一提,《我們日本人》一九三四年初版,至一九五○年已是第九版,可見其受市場歡迎(別忘記期間有把日本炸得稀巴爛的戰爭);這本書充分反映戰前日本的社會風貌,當然日本文化史包羅其中,頗得一讀甚至作為參考書。有趣的是,本書的扉頁寫明本書「共六百頁(事實是連「引得」共五百九十一頁)插圖八百八十九幅」,這種陳述似乎他書未之見。

‧閒讀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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