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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7日

阮紀宏 宏見微言

粵港澳大灣區成功在於香港的認識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粵港澳大灣區,並把它的功能提升至整個國家的層面。然而,香港在董建華年代提出過很多跟廣東的合作計劃,如今已不了了之;廣東在汪洋年代曾提出廣州與佛山等省內幾對城市同城化。

可是人走茶涼,如今總理提出粵港澳共同規劃發展,真的就能合作起來嗎?香港如果不認識到香港的命運跟國家的前景聯在一起,便會重複過去未能真誠合作的舊路。

總理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很多專家學者均紛紛和應,不是說贊成,就是說其重要性,好像沒有人談及可行性。其實,大灣區內兩個特別行政區九個城市,各自的經濟發展的同質化不多,互補性卻很強,而且都是外向型,實在是有合作的空間。

董建華年代提出過,粵港旅遊部門在對外宣傳的時候,可以一致對外,制訂粵港聯遊的合作項目到外國銷售;粵港可分別邀請文藝演出團隊前來表演,如果能夠共同邀請,可以減輕負擔,反正兩地的市場並不存在競爭,以及很多其他的合作建議,目的就是鏟走兩地之間的藩籬(rigidities),但就是沒有造成。

汪洋2008年來到廣東,提出珠三角按幾個區塊合作,江門中山珠海、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當時提出的也是先從打破藩籬出發,比如同區三地打電話不要按長途收費,但直到前天李克強宣布,才能實現。

後來又提出廣佛同城等幾對城市合作,兩個城市市長還定期高調會面,結果又是無疾而終,唯一能夠實現的是廣州的地鐵通到佛山、東莞,但這是商業服務出發,並非從行政架構上設計的合作。

珠三角地區合作,以及後來擴大到泛珠三角9個省加兩個特區的合作,還簽訂框架協議,成果如何?公路與高鐵打通了,很難說是每年這些首腦商談的成果。目前把珠三角地區合作更名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改變過去合作的模式嗎?

中央「大石壓死蟹」之勢

合作是雙方都有意願,而且預期能達到雙方得益,才會衷誠合作的基礎,這恰恰就是過去無論粵港之間或者是省內不同城市之間,無法合作成功的原因;這個因素若不消失,中央的強行安排也是無補於事的。

真正要解決的是廣東省內城市,以及跟港澳之間存在競爭關係的城市,以機場為例,香港、深圳和廣州都想保持或發展成為國際樞紐機場,但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足夠的權力分配航道,所以有足夠能力讓近在咫尺的5個機場有所分工。不過,在其他領域,中央也有足夠權力能起到這個功能嗎?比如香港曾提出要搞中醫藥港,澳門也提出要搞,廣州沒有高調講,但默默在做。大灣區或者什麼其他名字的區域合作計劃,也無法解決這個局面。

中央以「大石壓死蟹」之勢,賦予粵港澳之間的合作以政治功能,美其名是提升國家發展經濟的地位,但相互競爭之勢不除,便只能以市場的力量解決,香港的貨櫃碼頭地位在短短幾年間從第一位降到第六位,中央不能禁止深圳河廣州的商業行為而扶持香港。而減少競爭可以通過各種商業手段完成,比如互相持股,當各方都是持份者的時候,才不會形成惡性競爭而虛耗資源。

李克強講的香港獨特優勢,確實存在,比如香港機場承包珠海機場,那麼香港機場飽和的貨運服務,便可以轉移到珠海,特別是當港珠澳大橋開通後,這方面的優勢將會更加明顯;又或者港鐵承包深圳的一條線做管理,發揮香港管理的優勢,這些都應該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更重要的是,香港能否承接國家發展的大戰略,就如張德江講的:搭上這趟中國發展的快車。

只有認識到這對香港有利,對國家發展有承擔,才能願意加入大灣區,而廣東對於國家發展的方向及各種路徑機會,都比香港清楚得多,廣東掌握對內資訊和路徑,香港掌握對外的資訊和路徑,這樣的合作才能相得益彰,粵港澳大灣區才有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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