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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2日

黃健明

移民與高牆

經歷數十年的急速全球化後,過去一年從英國脫歐公投到美國總統大選,均有着強烈保護主義的影子。特朗普競選期間,曾經揚言當選後,會在美國接壤墨西哥的邊境築起高牆,以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湧入。

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的漢森教授(Gordon Hanson)是研究外來移民對美國經濟影響的專家,他有一篇文章綜合回顧關於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各種經濟學研究,有助理解特朗普何以大費周章提議以邊境高牆對付非法移民【註1】。

經濟差異 吸引移民

美國是出名的移民國家,勞動人口中有近3000萬移民,佔總人口超過一成半,當中三分之一來自墨西哥。墨西哥與美國接壤,每當發生政經動盪時,美國自然成為最方便的避難所,即如二十世紀初的墨西哥革命期間,便有近70萬墨西哥人逃難到美國;而墨西哥人移居美國成為持續現象,則始於八十年代。

除了地理上的便利,經濟誘因固然是墨西哥人移居美國的主要原因。由於墨西哥政府的財政管理失當、貨幣政策失誤,她的經濟在八十年代開始接連出現,其中包括「龍舌蘭危機」(Tequila Crisis)在內的大大小小經濟危機;同一時間,美國經濟卻經歷史上少有的平穩時期(Great Moderation)。

此外,美國戰後嬰兒潮帶來的龐大勞動力於八十年代開始逐漸減退,墨西哥的人口結構相對穩定,於是美墨兩地的勞動人口比例由六十年代的四比一,急劇下跌到八十年代的二比一,到2000年時更加打成平手。

經濟發展遲緩,加上勞動力供應相對充裕,引致墨西哥工資大幅落後於美國。以中等教育程度的年輕人為例,留在墨西哥工作一小時的工資大約為2美元,去到美國後時薪能夠增加四倍到8美元;學歷愈低,兩地工資的倍數愈大。

豐厚回報在前,正式申請移民美國的墨西哥人固然大排長龍,為求快捷,鋌而走險嘗試非法入境的也大有人在。這些人透過俗稱「小狼」(coyote)的走私客摸清偷渡的門路,雖然「小狼」收費可以高達2000美元,差不多是墨西哥人均收入的四成,但只要偷渡成功又如願地在美國找到工作,大約兩個月便可以回本。

正因如此,墨西哥的非法移民才會成為棘手問題,在上述近千萬的居美墨西哥人(以出生地計)中,學者估計有超過半數是以非法入境。

對於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問題,美國當然也不是袖手旁觀。美國處理非法入境者的工作主要由國土安全部負責,屬下的海關與邊境保衞局負責邊境巡邏和阻截非法入境者,在境內搜捕的工作則交由另一屬下機構移民及入境執法局負責。

奇怪的是,數據反映美國當局幾乎把全副心力放在邊境阻截:93%可遞解出境的非法入境者均由邊境巡防發現,差不多同期在境內工作場所巡查非法入境者的時間卻大減六成,因僱用非法入境者而罰款的僱主數目也在2004年下降至零。

經濟利益 左右執法

這種親疏有別的執法方式並非因為在境內執法特別困難,相反非法入境者大部分受僱於農業、建造和飲食幾個行業,執法機構大可針對這幾個行業的工作場所巡查。想了解這種執法方式的偏好,恐怕要從移民的經濟學說起。

雖然大部分地區對移民有一定限制,但經濟學中有外來移民對社會並非必然是壞事之說,無論非法還是合法的移民,都會為社會帶來更多的勞動力,推動整體經濟活動。

移民成為社會問題,往往跟福利政策有莫大關係,假如社會福利豐厚而大部分移民只為福利而來,額外的福利支出自然需要更多稅收支持,這不單涉及財富再分配的問題,更因稅收扭曲工作意欲的特性而令整體社會受到負面影響。

即使撇開福利帶來的扭曲不說,整體社會得益也不代表人人受惠,像美國面對大量墨西哥中低技術移民湧入,與墨西哥移民屬於同一年齡和技術層面的美國本土勞工的工資會因為競爭而下調。不過,經濟研究結果同樣顯示,移民帶來的勞動力可能會使消費者享受到較便宜的貨物服務,也會提高資本和跟移民所擁有的技術存在互補性的本地勞工的生產力和回報。因此雖然處理移民的法律是死的,但執法方式和力度存在的靈活性自然成為利益團體的角力場,這樣便不難理解執法部門何以捨棄巡查工作場所而採取避免直接與僱主衝突的邊境巡邏。

事實上,亞利桑那和喬治亞等州份均曾出現農戶投訴政府對非法移民「過度」執法,也有研究發現每當大量僱用移民的行業的產品價格相對上升時,政府邊境執法的力度在幾個月後便會放寬。

由此可見,美國與墨西哥的邊境沒有高牆,從來不是出於籌措興建經費的問題,而是美國國內受移民影響的各個利益團體的角力結果。

更為重要的是,墨西哥近年出生率持續下降,早已貼近美國,將會大幅減少墨西哥未來的勞動力供應。漢森教授與另一學者根據美墨兩地的人口結構推算,墨西哥移民的高峰期現已過去,將來只會逐年下降至近年數字的五分之一【註2】。

特朗普現在考慮興建高牆,抵得住利益團體的壓力,恐怕抵不住宏觀環境的改變。

註1:Hanson, G. H. (2006). Illegal migration from Mexico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4(4), 869-924.

註2:Hanson, G., & McIntosh, C. (2016). Is the Mediterranean the New Rio Grande? US and EU Immigration Pressures in the Long Ru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0(4), 57-81.

黃健明_香港珠海學院商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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