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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8日

丁望 思維漫步

哈瓦那禁造神 北京熱炒核心

統治古巴50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 1926-2016),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終於回到他策動七二六武裝暴動(1953年7月26日)的「社會主義革命聖地」聖地牙哥,骨灰於12月4日葬於何塞.馬蒂(Jose Marti, 1853-1895)墓旁。何塞.馬蒂是古巴獨立、民主運動的先驅人物和詩人,他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對古巴知識界有影響力。

卡斯特羅曾長期擔任古巴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總統),並曾兼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集黨政軍大權於一手,實行類似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模式的社會主義高壓統治。2008年完全「退居第二線」後略有反思,對個人崇拜(又稱個人迷信)有厭倦之情。他的遺願,是禁止個人崇拜活動。

回到毛老路 個人崇拜熱

他的弟弟、現在古共最高領導人、85歲的勞爾.卡斯特羅(Raul Castro),在12月3日聖地牙哥的追悼大會上宣布:古巴將遵照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遺願,不讓機關、學校、街道等以他的名字命名,也不豎立其雕像。

勞爾表示,將透過立法和行政管理,禁止個人崇拜的造神。這是古共權力體制改革的里程碑,與越共同類的改革步伐較合拍;相反的,中共、朝(鮮)共仍在個人崇拜的造神狂熱中。

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後,政局左轉回到毛老路。權力體制變化的特點,可歸納為四項。

第一,中共中央權力更集中於總書記一人,胡溫新政的「九頭分管」和分層負責消失,回到毛時代的大權獨攬。

第二,復活薄熙來的重慶模式(2008-2012),重築毛神廟、再樹毛「高大形象」;到處攀比毛塑像的高度寬度、誦毛語錄、唱樣板戲、大力宣傳毛時代樣板(雷鋒和楓橋經驗等)、宣揚紅色基因和延安精神。

第三,重提階級鬥爭論,特別強調馬列主義毛思想指導地位、共產主義理想,並有「姓馬還是非馬」、「姓黨不姓黨」之問,鼓吹「強(敢)亮劍、震懾力」、強化專政職能。

第四,樹立並大力宣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持續開展「兩學一做」(學總書記系列講話、學黨章、做合格黨員),鼓吹對核心人物的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維護其絕對權威(三絕對)。

政局左轉使個人崇拜的造神熾熱,「姓黨」的官媒盡是毛時代流行的頌歌,如歌頌核心人物的核心地位,是「眾望所歸、名副其實、當之無愧」。北京政界、知識界對此「竊竊私語」。從一些網絡和博客文章的迂迴表述,可發現他們的質疑:現在的造神與八十年代初的改革背道而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的決議(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禁止「無原則的歌功頌德」、「不允許搞一言堂、家長制」。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有限度批毛,說:「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又提到:「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集權和專斷 極左禍害大

中共第一代高幹陳雲(1905-1995),曾提到文革10年(1966-1976)的個人崇拜之禍:「那時候開會就是翻語錄本,『萬壽無疆』還要喊三次,什麼早請示晚滙報,打電話先要念語錄。」

他又說:「到了1975年冬,來了一個聯絡員,一個娃娃(按:指毛姪子毛遠新),毛主席的意見由他傳達,政治局開會由他向毛主席滙報。葉劍英同志對我講過,那時像他那樣的黨中央副主席也見不到毛主席。……這是黨內極不正常的狀態。」(《陳雲文選》1956-1985,頁218)

一位學者提到他的研究:「翻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所記錄的1966至1976年間毛澤東批閱的文稿,可以發現毛澤東對這種形式變化(按:指經濟發展滯後)幾乎一無所知,更一無所言。他的精力還在階級鬥爭上。」(《新華月報》2013年2月上,頁96)

毛時代以來的造神,是「一黨領導」體制下的愚民政策,加劇官員和民眾對領袖和原教旨主義的迷信,導致社會的蒙昧、閉塞,恰如儒家經典《荀子.解蔽》言:「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不再說神話 古共里程碑

古巴共產黨公開宣布禁止個人崇拜的造神,是權力體制改革的新嘗試。稱這種禁令是古共的里程碑,是因為個人崇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的政治癌症。「一黨領導」體制的變革,往往與反個人崇拜息息相關。

在共運史中,最早全面批判斯大林(1879-1953)極左政策和個人崇拜的是,開啟蘇共「解凍時代」的赫魯曉夫(1894-1971);他於1956年2月的蘇共二十大發表長篇報告,評述斯大林當權時(1924-1953)的個人崇拜和政治整肅中的大量冤案。蘇共中央編寫的《蘇聯共產黨歷史》,稱斯大林「沖昏了頭腦」:「他不適當地過高估計了自己的作用和功績,相信自己永遠不會犯錯誤,並且鼓勵別人頌揚他。」

在中共高層,從毛到後來的造神者,都把自己神化為「絕對正確」的天才、救星,因而助長主觀武斷和瞎指揮的官場風氣,催化任意編造數字的大躍進、全民煉鋼,導致1958-1962年的大饑荒;文革造成的災難更大。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沉重社會代價,是至今仍應記取的「歷史教訓」。

 (英文版本由EJ Insight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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