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4日
英國問題不在脫歐或留歐,而在沒夢,要再發展卻沒夢;中國的再發展有大量夢、太多夢。中英正好互補。問題是,中國夢中不知底裏,不深思,以不知為知、為全知,但憑唯心宏願自說自話;英國太清醒冷靜實用理智,想太多、不做(未來的)夢,活在過去文化風采慣性世界中。現在現實是中國需要英國多於英國需要中國,但英國的人文思想經驗體制大部分是公開的人類共同資產,賣不了錢,甚而中國視為文化毒素或顛覆力量。
一國兩制 絕非權宜
中國的東方想像和宏願,英國的清醒冷靜實用理智,可以互斥互濟。鴉片戰爭前後至今200年,中國、中國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上下求索,就在找尋如何從中走出一條現代化的路,對內長治久安、對外和平崛起。
香港百多年「拿來主義」使用英國的人文思想經驗體制,有意無意間、自覺不自覺以較低代價、較順遂走出一條路,原是中西古今之間「深淺層次矛盾與問題課題主題」的中介平台聯絡人,發揮着中外古今政經社會文化「交流、衝突、融會、轉化」的矛盾變壓器,並且成就自己,形成(類)現代配套體制、政經人文系統和本土群族。這個為中國、中國人展示現代世界和示範現代化的香港,完全超乎中國、中國人的認知和心理承受力。
30年前鄧小平幾次語重心長、不無激動說「一國兩制」不是權宜之計,而是為中國走向世界的長遠之計,但他其實不大知那具體是什麼路向和內容,只是(有限度)反文革之道而行就是。一如開放改革他大方向對,但眼前一片模糊,不見前路,對港「一國兩制」的長短虛實軟硬鬆緊之間,也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八九六四天人交戰,他內外和對港受挫,自己忍不住,在《基本法》最後階段懲罰香港。之後30年,各階段不同世代的官員秉承旨意,又加上本身主意,在執行「一國兩制」實際事務受挫時,便走短線、計操作業績,卻又把目的和指標(「人心回歸」)唯心主觀無限擴大,用實力硬來,愈收愈緊。
20年前我出版《中方入港尋/失方向》一書,預見中國入港治港走錯方向,因不明白底裏而不會堅持以香港作為現代、走出去的燈塔指標和國際標準,而會自然而然以中國本身的標準界定和改造香港,把香港變成另一個(5000年不變)中國城市,認為這是天經地義(「不然收回港幹什麼?」),也不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現代性水平。由九七過渡到回歸,再到2003年50萬人上街反23條和董建華後,20多年來,中國完全忘記香港作為中國走向現代世界的長遠之計的「初心」,竟講「沒什麼國際標準」,「以我為主、以我標準」,以中國「自己的方式」、傾國之粗暴蠻力在香港和各種「反中亂港顛覆者反對派外來勢力」群毆纏鬥。
中英發展階段的差距,遠大於中國和「一帶一路」各國之間發展階段的差距,中國繞不過英國正反經驗。英國走過商貿和工業革命,現在處於金融服務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中國開始粗放商貿和工業化,現在初探金融服務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雙方本身內部都面對各階段之間的轉型問題。
任何國家地方社會和企業機構,之所成為一個國家地方社會和企業機構,是形成一個階段的一種模式,成為一個整全(holistic)有機生命體,對內對外按共識共遵的假定系統、邏輯規和默契運作;各人各組成部分互相配合,形成結構和運作的慣性;變的失是必然、得是或然,得或失都必經撕心瀝血的不確定和未知迷茫;久而久之由個體到整體都自然而然固化僵化,排斥干優和變化;但不與時俱變只能被淘汰。
英國和中國(歐洲和俄國)都面臨變與不變、如何變和何不變的永續歷史考驗。英國公投一如蘇格蘭公投,是由商貿和工業帝國向金融服務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轉型的歷史關口,內部對變與不變、如何變或不變大分裂。留歐者有期望、信心在歐洲扮演世界角色;脫歐者部分只求守城自保,沒期望、沒信心在歐洲做歐洲金融中心,另一部分空想妄想脫歐後有更大自由可以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留歐脫歐 均需發展
中國面臨變與不變、如何變或不變的歷史考驗,不單是商貿和工業化向金融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轉型,更是國體憲政、政治模式及管治與文化形態的轉型。中國現在是固化政治、專注經濟,嚴禁經濟和政治轉型雙軸並轉,自稱「中國模式」。
英國目前即時可供中國參照的是:分離主義常在,真分離多是爆炸式,理性和平公長期開放討論少不了(加拿大、蘇格蘭、希臘);公投是直接民主,不少是理念和情緒表達發洩,讓自由表達可能化解矛盾衝突,壓抑表達可能積壓和強化矛盾衝突。
英國轉型期,不滿和恐懼肯定很多很廣泛很激烈,但也沒什麼「活不下去」的壓力;不論留歐脫歐,均須面對「再發展」的時代難題,妄想脫歐後成為世界金融中心者,可能務實地轉心意,如加拿大、蘇格蘭和希臘回歸現狀,憤世嫉俗後「以大局為重」。
洪清田_「香港學」協會主席
訂戶登入
下一篇: | 一國兩制不賴 |
上一篇: | 評王卓祺關於銅鑼灣書店事件的歪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