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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2日

彭晨虹、葉兆輝、羅亦華

代際流動驚醒香港夢?

近年來,港人對貧富差距的不滿日益加深,以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註】為例,197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為0.430,之後穩步攀升,2011年達到0.537。在過去40多年,香港的堅尼系數一直處於超過警戒線的高水平。然而,為何年輕一代對貧富差距的抱怨比父輩強烈?有人說,那是由於代際流動減慢。

對父輩們而言,無論出身如何,只要努力奮鬥都能獲得更好的生活,他們對收入不均的容忍度大,因為有「香港夢」的支撐;但對年輕一代而言,他們的成就似乎愈來愈受到家庭出身的影響,失去實現「香港夢」的可能。究竟香港的代際流動如何?是富人還是窮人的代際固化更嚴重?教育在代際流動中起着多大作用?本文將會探討這些問題。

香港代際流動性較低

經濟學家以「代際彈性」(Intergenerational Elasticity)量度社會的代際流動性,「代際彈性」愈高, 父輩的收入水平對子女的收入水平影響愈大,代際流動也愈低。

我們以201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計算25至35歲年輕人的「代際彈性」,結果發現「代際彈性」為0.287。依據過往研究,得出的數值可能比真實的為低,那是由於研究只能關聯到與父母同住的子女,無法關聯到不與父母同住的子女。有研究指出,只包含與父母同住子女的樣本可能比真實系數低30%。

其次,因與父母同住的機率會隨年齡的增加而減少,所以樣本中子女的年齡較年輕。用年輕子女的樣本估算,也可能低估真實系數。因此,香港真實的「代際彈性」約為0.4左右。

北歐國家的「代際彈性」保持在0.15至0.3之間;美國和英國的接近0.5;德國、西班牙、法國和意大利的,則處於高流動性的北歐國家與低流動性的美國和英國之間。如果認為香港真實的「代際彈性」約在0.4,那麼與西方國家相比,香港的流動性水平應處於中下游。

我們不僅關心整個社會的代際流動水平,還關心代際流動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是否存在差異。

「代際彈性」是否因父親收入的不同而不同?採用多項式回歸方法,發現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比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擁有更高的「代際彈性」。

【圖1】的縱座標是「代際彈性」,橫座標是父親收入的十分位數,0.1代表父親收入最低的10%,0.9代表父親收入最高的10%。對於父親收入在最低10%的孩子,「代際彈性」是0.079;對於父親收入在最高10%的孩子,「代際彈性」是0.285。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的收入與父親的收入相關性較小,脫離貧困的可能性較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他們的收入與父親的收入相關性較高,成為富裕階層的可能性也較高。

其次,「代際彈性」是否因孩子收入的不同而不同?採用分位數回歸方法,發現高收入的孩子比低收入的孩子擁有更高的「代際彈性」【圖2】。收入前10%的孩子的「代際彈性」是0.150,而收入後10%的孩子的「代際彈性」是0.238。低收入的孩子,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可能性較低,而高收入的孩子,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可能性較高。

所以香港代際固化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為窮人的孩子攀爬社會階梯的機會較少,而是因為富人的孩子始終佔據最高階梯的可能性很大。

教育是代際傳遞重要機制

在計算「代際彈性」的回歸中加入「孩子的教育程度」這一變量後,發現孩子的教育程度解釋了約一半(53%)的代際傳遞。父親收入對孩子收入的影響,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孩子所獲得的教育實現的。

教育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似乎在亞洲國家比在西方國家更為重要。在英國、美國、瑞典和意大利,教育解釋力不到三分之一的代際傳遞,而在新加坡和香港,教育的解釋力都超過一半。教育在代際傳遞中的作用,對不同收入群體的孩子也不同。

【圖3】的縱座標代表教育解釋力,橫座標代表孩子收入的十分位數。大致上,收入愈高的群體,教育在代際傳遞的解釋力愈小。對低收入孩子來說,他們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有75%可以由教育解釋。控制了教育變量後,「代際彈性」變得非常小(0.037)。對高收入的孩子來說,他們與父親收入的相關性只有48%由教育解釋。控制了教育的變量後,「代際彈性」仍較大(0.123)。

我們的研究發現,年輕一代對貧富分化和社會流動低的抱怨並非空穴來風。香港的代際流動與其他國家相比,處於較低水平。高收入群體的固化比低收入群體的固化更嚴重,雖然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仍有很大機會脫離貧困,但他們通常也只能止步於貧困線之上,難以往更高的社會階梯攀爬。因為高收入的群體絕大多數來自富裕家庭。對低收入群體來說,教育幾乎完全解釋了代際之間的收入傳遞。但教育在高收入群體間代際傳遞的作用比較低。

這說明,一些教育以外的因素(包括高收入父母的人際關係和網絡)影響着高收入群體之間的代際傳遞。政府不應只致力於減緩貧困,還應該提供機會平等的環境,讓無論窮爸爸還是富爸爸的孩子,都有同等的機會,向更高的社會階梯攀爬。教育是香港代際傳遞中的重要機制,更重要的是,創造更多有質素和高薪的職位,那麼「香港夢」就可以在社會中重新出現。

筆者建議

一、向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提供接受專上學院或技能培訓的資助,令他們不會因經濟考慮而放棄自我改善的機會,因為教育仍是改善收入流動的主要原因。

二、擴闊香港的經濟和就業機會,創造高質素和高收入的職位,讓不同興趣和能力的年輕人都能擁有自由發展的空間,實踐理想。

三、改善居住問題,減輕年輕人對住屋的經濟負擔,製造更多的生活空間,增加生活機會(Life Chance),從而提高向上流動性。

彭晨虹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生;葉兆輝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羅亦華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註:堅尼系數的實際數值分布在0-1之間,數值愈小,意味收入分配愈公平。國際上把0.4作為收入分配的警戒線,高於這條警戒線,意味貧富分化容易引起社會階層的對立。

鳴謝︰此項研究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獎券基金及行政長官社區計劃的支持,以及政府統計處提供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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