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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30日

練乙錚

昨日之怒:「香港人的89.64」初心是什麼?

年年「六四」,「行禮如儀」,今年不一樣。年輕人說:不來這個了。中、老年人很傷心:暴行怎能不反?聲討怎會無用?香港怎可和中共絕對管治之下的大陸一個樣,鴉雀無聲?26年燭光點點處,抗議豈會變成出賣、意義走向反面?

不過是兩三年前,泛民主派的「薪火相傳」看似成功了,特區紅旗下長大的小字輩不僅大批參與社運,還火速走上領導崗位,那是何等令老一脫抗議人感到快慰的事!不期然風雲突異,凡所有相,盡皆虛妄,透脫自在不與物拘的後生者亮出的,竟是逢祖殺祖、見佛殺佛!這是一個何等怪誕的「家變」!

89.64殺人不算多,港人小題大做了?

然而,一切存在皆有「理」;要找到此「悖理」背後的「理」,卻不能簡單訴諸「氣」,盡以「無理」視之而停留在有意義/無意義的主觀分野甚或悲憤牢騷上面。破解的方向,在於抓到關鍵的唯物的問題,順藤摸瓜得出答案。是以筆者有此第一問:「共產黨上台殺人如麻,「六四」那次絕不為多,何以一向政治無感的港人當時反應如斯巨大?」

先看一下中共1949年建國以來一共進行過5次大規模屠殺的死難人數(毛搞出的「三年自然災害」死人最多,但因為出發點不是鬥爭殺人,狹義不算作是屠殺)。

一、建國頭3年進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全國風聲鶴唳,大陸人民網的「文史頻道」有專題文章介紹說:「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結果,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次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註1】

二、上述「鎮反運動」,清除的是社會上的「反革命」分子,黨的槍口對外。1955年,中共在黨政軍機關裏進行了「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按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的「文獻資料」專文顯示,這次運動的上繳人頭數是「百分之五左右」;結果,在全國黨政軍人員總數1022659之中,揪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壞分子29230人」,另「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即總數的4%多一點,共計41718人,算是寬大了【註2】。

三、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達「反右運動」的文件,矛頭針對的是知識分子、解放前親共的「民主人士」,「人頭指標」也是百分之五,結果揪出的「右派」人數是55萬,本來沒有說是要殺,但在其後的下放勞改中不堪折磨而死的人數估計達到6萬【註3】。

四、中共官方把文革稱作「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 」,其時社會極度動盪,港人知道的是浮屍遍珠江,全國死亡人數難以準確統計;2003年,史丹福大學Andrew G. Walder教授等學者以大陸出版的縣誌資料計算1966到1971年有75萬到15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註4】。

五、89.64天安門大屠殺的死亡人數至今是國家機密,官方只給過一些模糊數字;一般估計是400到3000人【註5】。

89.64死亡人數:小菜一碟

由此可見,89.64的死亡人數不過是中共其他政治運動裏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一個零頭,可謂小菜一碟,港陸共幹和愛國派認為港人1989年上街萬人空巷、其後20多年每年悼念乃小題大做,有他們很好的理由。問題是,港人為何如此「小題大做」?特別是,「香港的」89.64那150萬參與遊行抗議的人,所為何事?

看到政權以重型武器殘殺手無寸鐵的年輕人,正常人的即時反應是熱血沸騰憤怒聲討,那是毫無疑問。此外,受天安門學生感染而支持中國民主化,當然也是150萬港人走上街頭的一個主因。但是,無可否認,唇亡齒寒兔死狐悲的心理也是重要的。最後這點今天而言很關鍵。

大家想想,1989年初的香港是什麼樣的處境。當時中英談判老早已經完結(1982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京,中英雙方開始就香港問題正式進行談判。在經歷了長達22輪的艱難談判之後,《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於1984年12月正式簽署),英國正式準備放棄香港。其後便是《基本法》起草的過程;1989年2月,草案第二版出台;4月,北京便有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集會,6月便發生大屠殺。

五、六、七十年代裏,大陸多次政治運動死人無數罄竹難書,論殘酷要比天安門大屠殺殘酷很多倍, 但香港人「處之泰然」,社會上波瀾不興,試問是何原因?很簡單,港人在當時穩如泰山的英殖統治之下偏安「河」南,面對大陸不斷發生的慘事,本地人隔岸觀火,南來人不堪回首更要搵食餬口,有閒情善心寄望大陸「民主化」的人,除了一些稀有的非左派知識分子之外,少之又少。

1989年初的氣氛很不一樣,距英國人離開只有8年,港人心裏忐忑,不在話下;事實上,八十年代初的時候,港人為「避秦禍」而移民海外的潮流已經興起。六四屠城一爆發,港人惴栗不可終日,可以想見;一義憤、二驚惶,於是感性地走上街頭;對中國民主的理性要求,固然宣之於口,但真正有多少人會立定心意為之奮鬥爭取?於是,其後的幾年裏,維園燭光會的人數拾級而下,由1990年第一次的15萬人下跌至1995年的3萬5;往海外移民的港人數目卻急增到50萬,出現「東加熱」,以及「貧賤不能『移』」的黑色幽默說法。150萬減除15萬,還剩下的135萬人,都到哪裏去了?

89.64初心主要是憤怒和惶恐

由此可見,在大部分香港人的89.64初心裏,愛國、民主是次要,憤怒和惶恐才是主流,特別是惶恐。支聯會成功地代表了的那部分香港人,恐怕不過是當時相對理想主義的少數和今天他們的一些後代。也許,這就是北京多年來都不太在意六四維園會的要因之一。

這樣看,並非就可以否定歷年來港人悼念「六四」的愛國民主意義;畢竟在物質主義濃厚的香港,鍥而不捨一以貫之的精神,無論成效有多少,都彌足珍貴。筆者很多年來都是六四維園會的靜默參與者,別的不說,能做的事情那麼少的情況底下,一點卑微的相濡以沫的感情,無疑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撐。因此,筆者不贊同一些對維園燭光會的無保留批評;那是對相當大數目的香港人的一種錯誤的輕視。「少用/無用等於出賣」這個公式,實在很片面、太簡單,對建立一套對「六四」、對香港乃至對中國的新論述,並無明顯好處。

但這不等於說原有的一套、或者說是支聯會所熟悉的那一套組織「六四」悼念的方式和背後的意義,就是唯一正確的。對傳統泛民而言,現在應該是深入反思的季節,不是浮躁溢於言表急於反批評的剎那。

舉例說,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日前表示,以燭光悼念「六四」,對新一代年輕人已沒有意義;她更認為在一至兩年後,悼念「六四」不應再放在學界議程上,而應畫上句號。有論者聽罷覺得無比悲憤:年輕人對屠殺的事為何如此涼薄、冷漠?這其實是一種誤解——誤解了「冷漠」背後的真情緒。猶如男歡女愛到了盡頭生出恨,恨到盡頭卻是一種比恨更凌厲的冷漠。筆者敢說這些「涼薄冷漠」的年輕人對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種種兇殘虛偽與無恥的深惡痛絕,絕對不亞於上一代的社運人而甚或因為更切身而猶有過之。

海峽兩邊曾有的「冷漠」

曾幾何時,海峽兩邊也有過類似的「冷漠」。蔣介石熱血,念念不忘「反攻大陸」,死了中共卻讚揚他是愛國的民族主義者,給他修奉化靈位;但後來的李登輝卻很冷漠,淡淡然表示,我們不跟你們對抗,不反攻大陸,不找你們麻煩了,海峽兩邊,一邊一國,相安無事,做生意也少點來,中共卻破口大罵,祖宗十八代都成了民族罪人,終了還打飛彈。

同理,傳統泛民以「建設民主中國」、「結束一黨專政」為己任,誓要將中共一軍,但中共總是大半塊臉和顏悅色以對,常設溝通管道,還搞密室談判,總之「有得傾」;但年輕人說,不和你玩大中華這一套了,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立)橋,中共就失常態露本色,又槍又炮地想把這些「偽本土」打個稀巴爛(大家勿以為馬大狀假傳聖旨,他只是缺乏技巧魯粗了些,替欲隱蔽行事的中共「露械」(?)而已!)。

那麼,令中共神經質而至坐立不安的,到底是「熱血」的蔣介石和傳統泛民,還是「冷漠」的李登輝和提議停止悼念「六四」的香港年輕人,大家有目共睹。

還有一些評論認為,年輕人提議不搞大型「六四」悼念活動了,就等同當權派經常「勸喻」港人放下心結,正中中共下懷,令中共「最高興」。這也是錯誤的類比,因為沒考慮不悼念的話,香港人可以做些什麼。當權派着你不搞「六四」悼念,是要你把時間精力花在權力眷顧的那些方面好好發力發財;年輕人不搞「六四」悼念,卻是要社運把精力集中運用到壯大本土實力、普及分離意識等方面的工作上;兩者於是不可同日而語。

原以為傳統泛民老於世故,知道這些簡單道理, 但顯然有些朋友「火遮眼」,只看到年輕人思想說話不成熟的一面,未看到年輕人那樣提倡背後的「理」是什麼。

對在香港搞「六四」悼念及其意義,現時有相反的兩套論述,有其各自的邏輯和存在的「理」。不過, 可以想見,新的一套論述始終會佔到上風,打動更多人(卻不會、不必也不應全然取代舊的)。主要原因不是新的一套的「理」更充分或高明,而是勝於更接近「香港人的89.64」的初心;這個初心陳義比較低,主要不是從大公的義理出發替國家民族說民主事,而是以小私的恐懼為動力替港人保港自保。這個89.64以來便存在的初心,與今天主張分離的年輕人的本土意識/本土優先不謀而合。

社運兩代人受的洗禮

本地社運兩代人受的洗禮是兩個不同的社會運動。老一輩受的洗禮,就是發生在北京的89.64天安門大屠殺3000人死亡事件及其在香港的迴響事件(150萬人上街)。老一輩以為,在香港不懈悼念,最終或足以燃點大陸民主之火,成就1989年未竟的事業。如此,不作為的「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做指定動作」的悼念,好處是不會失敗,而成功只在於參與的人數增加(當時的「黃雀行動」救出不少天安門民運人士,可算有作為的成功,但今天已無法重複)。

新一代受的洗禮,則是近幾年的好幾次社運特別是2014年的佔領運動。這個運動是要有作為的, 具體就是爭取普選;因為有作為,所以可以知道成敗——最終的確失敗了,未能爭取到絲毫的什麼。然而,這個運動,無論是領導還是參與的群眾,個人付出的代價,要比老一輩多年來在他們的洗禮運動及其延續裏總共付出的多,因此會對運動的失敗與無效特別敏感。儘管如此,佔運也失敗了;年輕人因此無法看到目的遠大得多、但付出卻從來都不多的「六四」悼念,作為社運,有什麼成功之理——就算多一倍人參與又如何?政權會因而讓步嗎?

透過佔運的龐大付出和鍛煉,年輕人取得了與老一輩對等的社運發言權。後者不可倚老賣老,動輒對年輕人的主張與行動表示不滿和義憤。說到底,年輕人有更強大的私人誘因去把社會運動的方向與手法做對做好。原因很簡單:成與敗,後果主要都是由「來日方長的年輕人」承擔,哪能不做對做好?

練乙錚_特約評論員

註1:人民網提供的文章〈新中國成立初期大鎮反:亂世用重典〉在: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819/206622/13649217.html

註2:1955年8月25日中共下達的含關於「肅反運動」初步成果的指示文件見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網頁: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61/4493066.html

註3:「反右」死亡人數,中共始終諱莫如深,其中一個原因是運動具體由鄧小平主理,鄧死後沒有像毛一樣給「三七開」,所以「反右沒有錯」,資料於是保密。學界一般估計「反右」死難人數是3至6萬人。參考: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0706p40.html

註4:此文革死亡人數估算見2003年A. Walder & Y. Su 在The China Quarterly發表的論文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Countryside(總第173期,頁74-99)。另參考大陸清華大學教授唐少傑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的文章〈清華大學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https://www.cuhk.edu.hk/ics/21c/issue/articles/093_0508004.pdf

註5:天安門大屠殺死亡人數各種估算見中文維基網頁: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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