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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8日

洪清田 情思香港

最佳電影非《十年》莫屬

說《十年》是政治凌駕/騎劫電影,簡直是鼠目寸光。不是《十年》凌駕/騎劫電影,是《十年》激活/重締電影/藝術,是《十年》激活/重締政治/社會/市場/時代,復元香港給業界中斷了幾十年的「電影/藝術」與「社會/時代」的有機關係和命脈(以及創作自由)。

社會需要與成熟市場之間相隔萬水千山,當幾十年整個電影業界北上吃大茶飯,沒人「吃螃蟹」,《十年》當仁不讓,斗膽回歸電影/藝術本意初衷、接駁社會/時代,縱有不足,一美掩百醜,「最佳電影」實至名歸。

50萬元拍到5000萬元拍不到(或不願拍)的「習作」(是的,是習作)、50萬元產生5億元產生不了(或不願)的震撼,業界大大小小如仍有點常識、自尊和智能,理應無地自容,但黃百鳴和洪祖星幾人異口同聲(照背表態調調兒)、語帶不屑問「50萬可以拍出什麼『最佳電影』」時,竟無絲毫羞愧。他們知不知什麼是「電影/藝術」、什麼是「社會/時代」、什麼是「人」?

電影是百多年新興的綜合性藝術商品,集影音、 符號、文字文學、科技、人才、工業、娛樂、政治、社會、時代、商業、資金、市務行銷……缺一不可,但最根本的一條是「靈魂」——創作/製作者從生活生命中獨具稟賦,有才能把社會現象轉化為人造真實的作品、重現生活生命、社會和世界,讓觀眾感動共鳴、正面或反面思考,找到自己、發現自己。這是千萬年不易的藝術本質原理常識,內裏蘊藏一條人類的存在方式(existentiality)。

由法國到中國,都有幾萬年的山洞壁畫,七彩繽紛,震撼力千萬年不絕。為什麼人類日日夜夜、時時刻刻掙扎求生也難得溫飽的蠻荒歲月,仍要(多多餘餘、不務正業)從事「藝術工作」?藝術是什麼?藝術就是人類把大自然和社會環境及人類生活生命的現實現象(phenomenon)轉化為意識、知識和意義,創出人造真實、完整世界和生命,與自己和他人跟悠悠天地溝通;思維與行動的總結、昇華轉化,符號化和媒介化和文化化,成為記憶和襄助想像,保留的紀錄即是藝術(更高要求是首創、自成獨特風格與形式)。

原生態文化中,精神與物質一體不分割(山洞的壁畫的動物可能是家產的紀錄,新石器時代的盛水陶具畫上花紋),六七千年前文字之後才(權宜)分理性與感性、物質與精神、實用功能與感性精神;但理性與感性之間有限分合轉化,物質與精神之間有限分合轉化,實用功能與感性精神之間有限分合轉化,保持變與不變之間的「均衡、正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

500年前現代化後,個體解放,意識、知識、意義、權力、利益由絕少數向更多人大擴散;重重轉化的限制大拆除,變遷加速;從理性、物質、實用功能再一面倒衍生商品經濟和金融,但藝術的原生態文化本質不變、物質與精神一體不分割,感性與精神與靈屬必不可少。

電影不單是藝術,但也算是一種藝術,因工業化生產和資金需求大(現在正在起變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金主聲大夾惡,但有點常識、自尊和智能的真正投資者仍(自知)要靠創作/製作者(藝術家)的本能本性。

金主(資本家)和藝術家(創作者)的不同世界和矛盾,是創意產業和藝術商品(知識經濟)的一大投資風險;大資本大企業常扼殺劃時代的創意創業新產品,財大氣粗投資創意創業新產品多數變笑話,創意創業新產品和企業成功瞬間老化。

二三十年來,香港影業的老大以為「電影/藝術」由他們定義定性,而且不是按外面世界標準和常規,而是按中國社會現實和文化需要而界定電影。在中國的權力和利益面前,他們卑躬屈膝,為一次二次實利而千方百計適應內地審查制度,視外面的「電影/藝術」與「社會/時代」如無物,漸漸常規化看不起自己,以為那是普世常態(說「英人殖民時不也一樣」),連帶也看不起買票的觀眾,看不起「電影/藝術」與「社會/時代」。

《十年》相反,像鮭魚回溯「電影/藝術」與「社會/時代」與「人」的基本關係源流,從一個具實體性的獨立自主自由的人出發,無禁區觀察、審視、思考「電影/藝術」與「社會/時代」。

二三十年來,香港影業借助香港的九七中英過渡,鑽政治空間,放棄電影換保護市場,與電視業一樣北望南下大倒退,奄奄一息。中國內地的幾個大財團大力發展影視業,響應國策走出去發揮國際「軟實力」,但像金融一樣無視、輕視、蔑視外面世界的電影產業標準和常規(「電影/藝術」與「社會/時代」的有機關係和命脈),以為有錢就什麼也八不離十(難怪「50萬」成為笑話),很可能重蹈覆轍。

一種藝術產業行業專業事業、遊戲學問知識,必自成實體性(entity),都有本身的特性特色、體制、規格和邏輯、標準,自由自治自主,不受外來干預/干擾,但也跟社會和時代息息相關,起了多種多重作用和功能,受社會道德倫理和政治政府政策制約。

體制、規格和標準就為了更好發揮社會和時代的作用和功能,但常用於否定(多數粗糙、不成體統)的創意創業新生事物和產品(這次最無知反智的業界人士也用「專業/技術/藝術」貶抑《十年》)。體制、規格和標準與社會和時代的關係,社會和時代的需要是第一義(primacy),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體制、規格和標準是他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前者決定後者。

香港百多年藝術,感性精神常遭割裂和遺忘,中國走向另一極端。中國從馬列的史哲學理論出發,原則和實踐上肯定「電影/藝術」與「社會/時代」的有機關係和命脈,限制創作自由就用「社會影響」的金鐘罩、緊箍咒。

解放前,中國內部不斷出現「藝術」與「政治權力封閉體制一言堂」的矛盾對衝突、「政治權力封閉體制一言堂」與「社會及時代」的矛盾對衝突。大敵當前、生死存亡間,矛盾對衝突被壓抑和化為政治和清算的動力,人性妖性魔性不分。

近70年,大陸仍以藝術作為政治工具,社會和媒體充塞藝術與政治喪屍。藝術與政治雙低、雙失仍由權力和封閉體制一言堂自詡藝術與政治雙高、雙豐收,藝術給社會和時代拋棄,仍以權力強迫社會和時代接受,嚴禁其他作品自由競爭。

二三十年來,香港電影業(還有電視業和政商界等等)當權建制既得利益者割裂電影與藝術、電影與政治、電影與社會、電影與市場、電影與時代,自私無知霸位,以其中港政商聯盟的「界外優勢」(externalities)的不公平競爭、壟斷公共空間,凌駕/騎劫/玩死電影與藝術、政治、社會、市場、時代。

《十年》一如「毛記」,力挽香港影視於既倒,能否回天回魂未知,但算是自覺嘗試接駁上被香港業界和中國黨政合謀人為割裂的電影與藝術、電影與政治、電影與社會、電影與市場、電影與時代(亦即人與媒體、人與文化、人與世界)的命脈。

歷史的詭異諷刺是,今天竟有親中/左派/保皇/建制的維穩人士,搬出文革樣板戲作為反面教材,斥責《十年》樣板化、政治化,叫港人不要重蹈覆轍(就像十多年說港人民主抗爭和佔中是「搞文革」)。

四五十年來,戰時老一代與戰後新生代不約而同合謀借助香港的九七中英過渡,佔據政經商金娛樂舞台四五十年不下來,設計和定下「可能最好」、不可撼動的體制、規格和標準,遍布各行各業和全港全社會,二三十年來阻住幾代人參與、上位、更替。六十後和七十後啞忍,出不了聲、沒出聲;八十後和九十後摸打滾爬,終於不忍,平地一聲雷,打破常規框框、天條禁忌,「以自己的方式」出聲,探索未知、奪回未來。

藝術是千萬年的人類印記,每當一個時代膠着僵化,絕處無路時,無聲處總有偉大的藝術訊號昭示未來新天。《十年》不是偉大的藝術品,但幾千萬幾億也拍不成的它有種角色:肩負歷史責任,激活/重締政治/社會/市場/時代,呼應香港和港人需要,引發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討論,作用大大超越電影本身。「最佳電影」非它莫屬。

《十年》在香港和香港百多年一路走來到目前這歷史關節上,橫空殺出。以第一義的社會和時代出發,以社會和時代的命題為本位,以同人實驗電影的形式製作,不打算商業放映、不打算科款(收不回來),才能不顧藝術產業行業專業事業、遊戲學問知識的既有體制、規格和標準,才能打破框框。

肯定從藝術產業行業專業事業、遊戲學問知識的體制、規格和標準而言,不成熟;但在社會和時代意義、作用和功能,(相對)超滿分。綜觀30多年,沒人敢直面直白香港和香港在中國一浪浪泰山壓頂下反覆積壓的五內俱焚的感受,連問題課題議題和主題也細心逃避。

《十年》中的〈自焚者〉比四五十年前的同性戀更無所畏懼(最靠近問題課題議題和主題可能是英治時期的《投奔怒海》,但也有意識和藝術的自制)。

劉賓雁的《人妖之間》以極端恣意激越的作者主觀立場內容內涵縱橫馳騁,技巧「跌破」既成文學體制、規格和標準,後經名家點評、力排眾議,才平反,肯定其由內容內涵帶動技巧提升的突破。《十年》恐怕沒這個水平,期之來者。

洪清田_「香港學」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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