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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1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生命的寶貴 生活的意義

寫這篇文章,不無躊躇。連續有學生輕生,這是駭人聽聞的。據統計,9月開學以來,就有20宗。報章大字標題,專欄熱烈討論,政府、團體、學校大為緊張,這種氣氛,也許只會讓輕生的意念迅速傳播。很怕會參加到這種傳播。記得2012-13年,就有過類似的情形;那一年,總共15宗。我們好心想做的是一回事,年輕人感受到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輕生問題之所以引起社會的震動,是因為大家都覺得生命是非常寶貴的、是無價的。一個社會的是否成熟,個人生命的價值也許是一個指標。看到一些社會,或因戰爭、或因政見、或因信仰、或因私仇,動輒可以終止別人的生命,我們慶幸香港不是這樣的社會。暴力之在香港不得人心,原因也在這裏。

終止個人自己的生命,有點不同,可以認為那是個人的抉擇;允許「安樂死」的國度,是個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終結生命。一些名人、歌星輕生,人們悼念之餘,有些人會想,也許他已經很痛苦,他選擇了這樣解脫。曾經有幾位頗為熟悉的朋友,在外人無法理解的情況下,忽然輕生。我們難免善意揣測原因,但也總是無限惋惜!如此親切的朋友,這麼寶貴的生命,就此無法再見?

年輕生命 無限希望

年輕人輕生,卻很難有任何讓我們得以解穢的理由。二十多歲,甚至十幾歲,後面還可以有幾十年,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問題?有什麼不可以重新開始?我們常常看到天災現場,努力救出幾個月大的嬰孩,大家都會覺得非常慶幸,不是因為他們是有什麼貢獻的偉人,而是因為他們還有幾十年的未來,他們代表希望!因此,年輕人輕生,年紀輕輕就放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不能說是他們自己的抉擇,就了事。他們在當下覺得解決不了的,以他們的經歷與事業,也許令他們沒法解脫。假如他們能夠生存下去,將來回顧,也許只是小事一樁。我們經歷稍多的,有責任幫他們打開心扉,讓他們活下去!

主動終止自己的生命,就年輕學生來說,有這許多內、外、遠、近的因素,也許每個個案背後的原因都不一樣,但是輕生,卻可以成為最簡易的、共通的「出路」。一旦蔓延,一時難以遏制。

很多人認為是教育問題,於是有團體把矛頭指向教育局。也許是太看得起政府的功能了。教育局能夠做到的,只能是彌補性的、防止蔓延的措施。香港研究輕生問題和從事輕生輔導的專家不少,假如能夠在這關頭,把這些力量凝聚起來,一定能夠創出一套既能減輕蔓延,而又不致助長蔓延的策略。

很多人認為是教育制度問題,其實是說教育體系的問題,那恐怕不是急忙的方案可以解決。輕生的案子多,說明有更深層的社會因素,需要整個教育體系去面對;不止於消極的止血、醫療,而是要積極建設生活中的健康元素。

重大的打擊,固然可以導致厭世,那也許是一種類型。另外一些類型,則可能是生活沒有目標,長期在枯躁沉悶的環境中生活,又或者是看不慣周圍的社會,厭惡社會性的交往,憎惡周遭的人群,等等。

生活目標,也許是人願意活下去的最重要因素。筆者當大學宿舍舍監18年,每年開學不久,常常會有學生來談話:「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很有目標的,也就是念好書,進入有名的大學;現在進了大學,好像目標終結了,不知道下一步的路怎麼走?」大意都是如此。也真正見過有些學生,以超常的成績進了大學,也選了最難進的專業,慣性地衝完第一年以後,忽然洩了氣似的,完全提不上勁念書,甚至有個別的因而最後須要終止大學生活。他們不是受到打擊,而是從來就是跟着制度,被學校或者家長安排的目標裹挾了,就是沒有自己獨立的目標,也從來沒有自己去獨立思考生活目標的空間。到了大學,一下忽然發覺自己的生活很虛。

生活目標 遠超學業

這說明,學生在學校教育裏面養成的生活目標, 也許只是教育體系關起門來自圓其說的目標,經不起學校以外的生活的考驗。

在哈佛教書的時候,有一位來自上海的執業律師,做了一個全班落淚的表述:她從小就是父親以巧妙的策略,誘導她以高分進入了名高中、名大學、完成了讓人羨慕的法律學位。但是她上了我們的課可才發覺,自己其實對法律沒有真正的興趣。念書,好像是為父親念的。當年哈佛還流傳一個故事,一位法學院的中國留學生,隆重邀請了父母到美國參加畢業典禮;翌日,輕生了,留下遺書:「要我做的,我都做了。算是對得起你們了!」

也有因為害怕畢業而無法集中精神學習,或者因此害怕畢業,或者有意無意設法延遲畢業。又或者畢業以後,就一直不想就業;或者到了一個機構,工作了一小段時間就感到厭煩,看不慣周圍複雜的人事關係,受不住周圍的爾虞我詐,於是辭職,但又沒有駕馭環境的準備,因此也沒有打算創業,於是就在家裏呆着,無所事事,蹉跎歲月。相信這類情形不是大多數,但也許數目正在不斷增加。

我有一位早期的博士生,來自內地。在念博士的時候,信了基督教,畢業後回到她那極為出名的母校任教。教學之餘,在學校開了一個周末讀經班,頗受歡迎。她覺得自己不再是無神論者,於是主動退了黨, 校方也挺開放,沒有太多的干預。有一年,這所大學有15起自殺事件,校方急謀對策;許多學生說,與她談談,都會很有收穫。學校於是邀請她開了一門課程,就是專門討論生命的意義。課程不涉及宗教,參加的人很多,主要是帶領學生去認識生活的意義。

這就聯想起年前在本欄介紹過的哈佛大學鼓勵新生「休學一年」的事。重複一下:好像是2012年,哈佛大學的招生辦公室主任、獎學金委員會主席,聯同教育研究院的一位心理學教授,發信給所有尚未入學的新生,鼓勵他們休學一年。理由是:「你們能夠獲哈佛錄取,之前一定是經過了無數的壓力——補習、心理輔導、口試訓練、志願書操練——一定是沒有多少自己的空間」;「因此,我們的畢業生,很多成為了CEO,但是抱怨自己沒有童年。也有不少學生選了專業,但是卻不知道這些專業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年,你可以做體育運動、旅遊、做生意……就是不能在其他學校就讀。希望你用一年時間,給自己一點空間,找回自己。」

給予空間 找回自己

「找回自己」,那是對我們的教育多麼嚴厲的批評?我們的教育,難道不是幫助學生尋找和樹立方向,而是讓他們失去方向?工業社會以前的學校——佛教的僧侶學校、伊斯蘭的Madrasa、英國的「公學」——雖然也傳授知識,但都是宗教氣氛極濃的教育,其核心任務,就是樹立年輕人的信仰。不用宗教的話語,也就是尋找生活的意義。傳統工業社會的現代學校制度,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工具,強調的是知識、技能、學歷、證書、分數,個人價值不是教育的考慮元素。在傳統的工業社會逐漸解體的時候,當個人嚴格從屬於生產機制的情況正在逐漸消亡,個人就亟須尋找自己的價值。從長遠來看,這是年輕人輕生的深層教育因素。

筆者1970-79年在筲箕灣辦學,學生能夠有機會升學的絕無僅有。當時的目標是:「讓每一位學生在中學時期,起碼有一次在台上接受鼓掌!」就是讓每一位學生認識自己的價值。當年的教師,至今引此為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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