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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日

王于漸 大講堂

封閉心靈與政治暴力

一直未能解決且愈趨嚴峻的社經問題,雖可視為必須成因之一,但未足以引起政治暴力;只有在敵對陣營雙方封閉心靈時,才會動輒訴諸暴力,雙方拒絕包容,視對方為心腹大患。

開明社會講求包容,否則貴乎自由的多元主義將淪為強權當道的一元主義,造成凡是不屬同一陣營的定必劃清界線,一律視之為非我族類。

對受傷倒地的警員仍不停施襲的行為,不但衝擊政府,更是衝擊人性,即使打着「公民抗命」的旗號,亦絕不能替暴力行為開脫。揚言民主訴求受到政治打壓,也不能作為任意採取暴力的藉口。失去耐性只是不包容的另一說法。

民主社會底線

本土主義者及其同道曾表示他們的政治取態是為了維護價值觀及生活方式, 捍衞本土以免被大陸的一套入侵,為尊嚴而戰。他們對人大「8.31」決議深感失望,當局對歷時79日的「佔領行動」所提政治訴求無動於衷,更使他們尊嚴受損。但這是否足以作為極端暴力行為的藉口?

選舉制度所以備受重視,皆因大眾相信「點算人頭」方式較有助解決政治糾紛,總勝過「頭破血流」收場;從既可保人命,也無損尊嚴的立場出發,終可兩全其美,不致但求政治目的而不擇手段。若以追求民主理想為名,不惜採取違背民主原則的極端手段,則所謂「理想」就已蒙上污點。

可惜,今時今日,這開明的自由民主理想,已非香港部分從政者的思維。為何本地政情竟一變至此?

1980年代,世界各地普遍贊同西方啟蒙時代的價值觀,例如自由知識探索、 個人權利、容人之量,以及支持政府等。然而,當前舉世看來分歧與紛爭不斷,香港社會亦難幸免。

自由主義失色

放眼國際層面,自從共產主義在蘇聯瓦解之後,自由主義聲名大噪、信心大增。1973年,全球僅45國屬民主政體,佔國家總數30%,但至1990年代末,則有120個由選舉產生的民主政體,佔獨立國家總數60%以上。

作為扶助窮國及貧者的一項策略,經濟自由主義自然亦備受認同。1980至2005年這四分一個世紀,可算是環球經濟大融合的時代,哈佛大學Andrei Shleifer教授更稱之為「佛利民年代」。

1980年代,香港發展的着力點在於經濟及社會方面的自由主義,但並不涉及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在經濟而言,當年致力於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是十九世紀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在社會方面,則推行二十世紀自由社會的福利國家制度。

當時英國殖民政府巧妙部署,借助專業官僚體系和顧問委員會的政治制度而取得平衡,這兩方面的自由主義並存,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教授就稱之為「行政吸納政治」之道。

追溯社會自由主義引進香港的源流, 是於1967年暴動爆發之後,殖民政府為平衡社會歷經急劇工業化後所面對的壓力而加以採用,作為管治策略。而西方世界實施社會自由主義的原因,則為針對美國經濟大蕭條及兩次世界大戰所導致的經濟困局,以及共產主義在蘇聯興起之後,各國在本土面對由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政治挑戰。

社經動態平衡

當時,在施行民主政制的西方國家中,較為傾向於社會自由主義,但由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卻較側重經濟方面。打從1980年起,西方各國把重點置於經濟自由主義;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備受稱頌, 被視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典範,中國內地實施開放改革之初,亦以香港的發展模式為指路明燈。

環球經濟大融合時代,同時見證大幅科技創新、經濟高速增長、全球貧窮比率劇跌,以及世界各國本土與國際間收入不均上升等趨勢;雖然由於貧窮率下降,致使世界整體人口收入不均隨之下跌,但卻形成了一個以亞洲人為主而以中國人居多的中產階層。

中國合時地在1979年實施開放改革政策,成為環球經濟大融合中的大贏家, 香港適逢中國對外開放與環球經濟大融合兩大趨勢合流,更是大大得益。

不過,香港及內地的經濟急劇轉型的另一端,卻又增加了兩地的經濟不均及社會矛盾,必須在政治上急謀對策。

內地社會矛盾其中一大問題在於農民大舉向城市遷移,城市與農村同樣面對重大財政挑戰。香港方面,跨境婚姻趨勢(30年來約佔婚姻總數40%)在家庭穩定性、社會福利、房屋供應方面構成重大挑戰,並對經濟不均及社會分歧造成負面影響。

內地貪污問題既被視為經濟不均的源頭,也是其惡果,目前中國政府在反貪一環特別加大力度。香港在九七回歸後,在化解政治爭拗方面內耗過甚,一直未能聚焦於解決各種社經問題,時至今日沒有解決的問題已演變成政治問題。

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環球經濟大融合已陷於停頓,隨之出現的世界經濟衰退及經濟放緩現象,更令經濟自由主義黯然失色,其知識理念受歡迎的光環不再。各種社經不均的新現象未加以處理,世界各地紛紛出現政治動盪的局面。在政府欠缺財力的同時,不同陣營未能就所需對策達成共識,有關問題更形棘手。

同樣,政治自由主義的發展亦遇到障礙。二十一世紀首10年期間,自1980年代起才實施民主政制的新興民主國家中,有五分一已變回威權政體,在「九一一」及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政治自由主義的聲名已然受損。美國國內的自由派,包括佛利民本人,也曾經嚴詞批評美國入侵伊拉克,力指此舉無非出於狂妄自大的心理(hubris)。事實上,美國按符合自己政治盤算的自由主義模式改造別國以至世界的面貌,已遇到愈來愈多的猜忌與抗拒。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會尊重別人各自的生活方式,而不會試圖將一己價值觀強加諸別人身上。狂妄自大之輩不包容、不耐煩,不但不符自由主義者作風,更有違民主原則。

二十一世紀初的知識界氣候,至今顯然已面目全非,在中國內地、香港,以至全球,自由主義已無復當年盛極一時的影響力。

本土主義根源

此外,反資本主義思想顯然再次抬頭,畢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此現象浮現可算意料中事,而有關問題更因長期不均現象而不會於短期內消失。歷史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先鋒,一向是左翼社會主義思潮,但香港情況特殊,本土主義冒起之勢尤為突出,而且發展較快,在時下網絡世界深受部分年輕人歡迎,支持者不乏文化遺產、保育、文化、建築、藝術、電影,以及語言問題關注者。

本土主義的知識分子始祖,可追溯至十七世紀末抗拒啟蒙運動及科學知識的德國思想家。十七及十八世紀期間,德國文化轉以心靈內省為重點,部分原因在於路德教會(Lutheranism)冒起。

德國「反啟蒙」運動視科學為反宗教的思想,不滿新科學將神降格為角色被動的技術員或數學家,繼而為上帝重新賦予較為合適的詩人角色,為人生注入意義的造物者。德國哲學家Hamann的神秘「生機論」(vitalism)及德國哲學家兼神學家Herder的信條──藝術作為表達及溝通形式,帶出世界由人類構建、德國本國由德國民族構建的思想。

Herder由此引伸出人皆有歸屬於某一團體的渴求,一旦被拒諸門外即頓感疏離,同時創出從屬某團體、派別或運動的植根(root)概念。Kant的有關論說則在人心不受科學原理所規限,因為人是獨立自主的個體。Schelling所提出的概念更指自由精義在於超脫慾念、意志、職責、利益,甚至是非,如有必要更可違反自然規律行事,這樣才算真正自由。 Fichte則補充謂生命始於行動,而行動源於意志,提出「自然與我,誰為主宰?」一問,更有「我非取決於目的,目的取決於我。」以及「世界……乃從內省所得之夢想詩篇」之說。

基於此一背景,最後Hegel以人類意志為歷史動力的唯心主義哲學成為最完整的描述,進而以辯證方式邁向由神明主宰的人生目標,再通過人類自覺行為實踐人類意志。因此,人從屬於某團體、階級、教派或種族而構成一整體,足以創造歷史、改變歷史進程,這一觀念正是德國哲學家的獨特貢獻,及後亦成法西斯及共產主義運動的靈感泉源。

意識形態隱患

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想顯然基於詩人式的德國唯心哲學觀,例如陳雲(嶺南大學助理教授)以城邦論為香港發展模式的論說,即充滿德國唯心主義色彩。作為浪漫主義者的文學作品,論說在本地年輕人之中曾產生影響。

上述德國思想家均為有識之士,在社會及政治層面卻鬱鬱不得志。德國當年未能像英、法兩國般實現中央集權,而仍由300王公及1200準王公統治,更飽受「30年戰爭」蹂躪,750萬人(大多數為德國人)因而犧牲性命,佔當時全球人口總數1.4%。

觀乎當年德國的事態發展,有國民自卑感在其中作祟,即使如巴赫般才華橫溢的偉大音樂家,其音樂作品中呈現的氣氛與色彩,亦離不開萊比錫市內的宗教生活,而非以為歐洲皇室或人類文明演出為目的。

德國思想家大多出身寒微,包括Hamann、Kant、Herder、Fichte。Hegel和Schelling同屬中下階層,而諸位又都滿懷宗教熱誠。英、法兩國的哲學家則往往出身貴冑或屬教會高層,令德國同行相形失色,甚或不禁老羞成怒,例如Herder曾造訪巴黎,卻未能一見任何法國哲學家。

香港人口中既有五分一來自對外開放後的中國,其中又大都生活拮据、聚居於偏遠的公屋,令人不禁想到年輕人對此有何感想。上述德國思想家的哲學觀在這輩人之中會否引起共鳴?但德國哲學觀對他們灌輸的恐怕不是自由主義思想,而是民粹主義思想,且必屬本土主義。

中國內地在經濟長期維持雙位數增長形勢下,歷經30年的社會轉變與衝擊,知識分子轉趨活躍。內地批評1990年代美國帝國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的部分新左派,擁護結合儒家與德國唯心主義傳統的一套,既屬傾向國家主義(statist)而非自由主義(illiberal)之類,也在國內政府圈子中漸受歡迎。

鑑於中國以國家為主體的悠久歷史傳統,如此趨勢亦不足為奇。近30年來的經濟騰飛,更令中國的實力達致2000年國史上前所未見的強勢。針對貪污及種種社經不均現象的民粹情緒日益高漲,也令民間渴望國家採取行動,矯正群眾眼中因市場失控以至異見分子的頹廢自由主義觀點所釀成的過失。

中國內地正在興起的意識形態,一旦遇上在香港萌芽的本土主義趨勢,壁壘分明的抗爭在所難免,其實兩種思想都源於非自由主義的德國唯心主義。在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現已受制於本地的不包容趨勢。心靈封閉,自然缺乏容人之量,人與人之間互相包容的程度不但正在香港銳減,在內地亦然,但願此風不會演變成兩地官方立場硬化。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說:「不論對錯,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所提出的觀念,影響力都遠較一般人想像為高;說世間由其主宰,倒也不為過。一般平民百姓,即使自以為不受任何知識分子思想影響,其實也不例外,不過滿腦子都是一些過氣經濟學觀而已。」真可謂一語中的!經濟學家充其量只能破壞經濟,但心靈封閉的政治哲學家,其言論卻足以敗壞政治,以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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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黃乾亨黃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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