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9日
月前曾有記者訪問我對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爭議的看法,我回覆說我不是課程評核專家,也有好一段日子不在前線工作,難以學術或前線角度評論TSA的運作與實踐的利弊。不過,觀乎近幾個星期教育局的回應而引起的學界迴響,則涉及教育架構和領導,這範圍我倒有一點心得,故此也在此加入這個討論TSA的「熱廚房」。
首先,TSA在原先的設計上是教育系統質素保證的機制,這一點在現代社會的教育規劃中是無可厚非的。
然而,在世紀初實施時,又併合教育改革中對學校「放權問責」以及當時困擾小學界別的「縮班殺校」;這樣,TSA達標率便成為學校成效的關鍵指標。對學校領導而言,教育局與辦學團體這兩個「老闆」拿着TSA達標率來問責,所受的壓力可謂不小。
「老闆追數」是希望學校能逐步提升教學成效,且有不少相應資源投入補底的工作,故此也不算不合理。所此,在教育運作下游的課堂學習,便可能產生因TSA而衍生的操練以致「過分」操練。筆者必須表明,基礎教育內容中有很多均要有適當操練才能掌握,如語文的文法、數學的九因歌等。當然,操練是痛苦或是愉快,須看學生的內外動機,如老師和家長的鼓勵等等。
另一點是「過分」的判斷,這又真的是因人而異,這「人」包括老師、家長和學生。現時據報有多達5萬人加入「取消小三TSA」的面書群組;縱使他們全都覺得現時是「過分」操練,也不代表其他數十萬不表態的家長的看法。
在教育架構上,要處理這些教學細節問題,討論平台應在學校之內。全港學校都有家教會,大部分運作良好,亦有家長校董在校政決策層面上,此等校政參與模式實為世界級高水平。然而,在近年投訴文化與官民抗衡日漸激烈的趨勢下,在網上社交平台聚結的力量往往很快把基層議題轉為政治層面的熱點,如3年前的國民教育事件。
另一方面,自從2003年教育署併入教育統籌局(2007年後改名為教育局)後,以往作為教育事務執行的最高諮詢組織教育委員會也隨之取消。還有,教育政策的中上及最高諮詢組織,分別有課程發展議會、考評局委員會、教育統籌委員會。在這些教育議題中又像沒有角色,於是在學校層面未能解決的問題,很快便跳過教育層面的專業討論,直接去到政治層面的立法會議事堂上;而立法會內的教育事務委員會便儼然教育議題的交流平台。如此發展,對教育議題的專業探討便受到很多輿情和政治因素的影響,最終的決定能否以專業為考慮呢,實難定奪。
11月29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就TSA舉行公聽會,教育局局長竟以「事先已安排私務」離港而缺席,而副局長以署理局長職份出席公聽會時,竟宣稱自己是TSA門外漢。此等言行實在是教育領導課程的反面教材。
第一,事有緩急先後,TSA是城中教育熱點,出席公聽會是教育領導勇於承擔的表現,以「事先安排」的排序理由而推卻,實在難以接受。當然是否真的急到不能改動,便只有局長明白了。
第二,副局長雖然不是出身教育界,但已在其位4年以上,要讀個教育碩士課程也有充分時間;縱使沒有正規學習,在教育局4年的經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也不會一無所獲。日日在教育局內上班的教育領導居然說自己是門外漢,也只能諒解他是一時失言罷了。
其後,教育局發覺群情洶湧後才回到基本步:以委員會的方法回應危機。本月初在基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新添成員,但沒有吸納反對TSA的家長和教育團體代表入內,則有欠說服力。
接着,又把例行《家課與測驗指引》的學校通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課程發展﹞代行)認真地編製「家課、練習和補課:『應做』與『不應做』」一覽表(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基建﹞代行)。事先未與學界溝通,連剛剛新埋班的TSA委員會也沒有打招呼,如此出街;加上局長權威地說「會發警告信」,以為是「攞掌聲」,實在自己不明白本身是教育的領導,校長和老師是專業上的夥伴,以威嚇手段達成政治問責的交代,又豈是教育局要求我們校長學懂的「道德領導」。
在此只能奉勸教育局的領導們,撥些時間列席一下有關教育領導的課程,與學校中上層人員一齊上上課,也好好地學以致用吧。
許為天 浸會大學教育學系首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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