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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1日

王于漸 大講堂

積極不干預政策與創新

政府應否插手干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以促進經濟活動?經濟學家就此曾先後展開兩次深入爭辯:第一次圍繞舊工業政策,第二次則關於創新和科技政策。新舊兩次爭辯存在某些相關之處,但基本上性質不同。

舊工業政策的爭辯關乎如何最有效地分配有限資源,這正是香港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核心概念。優勝劣敗究竟應取決於政府政策,還是任由市場規律決定?經濟學家大多認為有效分配資源的最佳途徑,莫過於市場系統與價格機制,只有在市場失效,而社會回報率又高於資金機會成本的情況下,才應採取公共政策加以干預。

至於新的爭辯則在於把新意念轉化為新產品,通過科技創造財富。從經濟學觀點視之,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資源從來受制於稀缺定律,亦即「報酬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若能通過政策措施孕育新意念,就能克服此法則的局限,發掘出生產力持續增長的寶藏。要孕育有助經濟增長和提高生產力的新意念,究竟關鍵在於政府政策抑或市場力量,是爭辯的重點。

自由市場的威力

舊工業政策爭辯中的經濟政策議題,繫於規模經濟和市場失效。有論者提出,任何國家出現處於萌芽階段的行業,該國政府有必要採取政策加以保護,以免受具備規模經濟優勢的外國企業的競爭威脅;另一方面,一國新興行業亦需要時間累積經驗和發展,才能與外國企業競爭,此說即廣為人知嬰兒產業論點。

背後理據在於嬰兒產業中個別企業往往未能籌集資本,以作長期累積經驗和發展,難以建立在國際市場立足所需的規模。造成市場失效,乃因資本市場不完善性(capital market imperfections),亦即嬰兒產業在集資過程障礙重重;政府透過各種資助和保護政策之類干預措施,能矯正這種市場失效的弊病。

可惜事與願違,嬰兒產業在受保護環境中「嬌生慣養」,反會變得逃避競爭,甚或逐漸變為善於游說政府的尋租者。政客和政府官員從來就不輕易承認政策失誤,有關保護政策的「臍帶」於是永難切斷。

不少發展中國家亦以嬰兒產業論點為其理據,紛紛制定進口取代的保護政策。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曾建議發展中國家(亦即其服務對象)採取此一政策;從日本、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以出口作為主導的製造業經濟體的發展,遠遠拋離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躋身第一世界經濟體,便已清楚反映此項政策如何失當。

舊工業政策所以失效,每因政府挑選企業加以支持保護,企業於是不惜一切爭取入選,在甄選過程中難免滲入政治游說成分。至於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既確立企業發展成敗取決於自由市場,亦成為杜絕尋租者以游說方式左右政府施政的有效策略。

創新思維的潛能

有關創新和科技政策的爭辯,聚焦在如何提高現有及嬰兒產業的生產力增長幅度。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芝加哥大學兩位經濟學者Paul Romer(大學研究生)與Robert Lucas(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各自根據不同而相關的經濟增長模式進行研究,隨後引發有關爭辯。

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是否扮演重要角色?換句話說,政府能否維持經濟正增長,力求在投入的人力物力不變的情況下,產值亦能持續增長?根據新經濟增長模式,生產力增長之源最終來自新意念。

兩位經濟學者均視經濟成果與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皆為「事物」,有別於意念。人類藉着改良方法以重塑「事物」的力量無窮無盡,例如通過新意念,人類可以增強處理器的功率或供應鏈的效率,從而提升生產力,為盈利創造條件,最終推動經濟增長。意念的妙處,正正在於它近乎無可限量的特質。

兩位學者又都着眼於意念的效果,他們都認為除了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以外,成果乃由意念所產生。人力資本投資有助增進發掘新意念(或學習他人意念)的機會,而新意念反過來又利於促進人力資本;二者相輔相成,成效大增,以致投入的人力物力即使相同,亦能產生事半功倍之效。

意念與人力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產生帶動科技進步的正能量,足以克服制約經濟成果、勞動力、資本、人力資本等「事物」的報酬遞減法則,因為凡「事物」皆受制於稀缺定律。有別於「事物」,通過人類巧思構成的意念既無可限量,亦不虞匱乏。

新意念誘發新產品、發掘新市場,帶來創富的新機會,各國的發展不再受制,增長亦無止境。重塑「事物」以提升價值的途徑也無可限量,經濟增長前景亦無窮壯闊。

不過,科學探索(亦即新意念之源)本就講求機緣,而且充滿變數。要把科學意念化為科技產品,箇中的市場化過程無疑荊棘滿途,有關知識產權須加適度保障,須不慍不火,否則就難以吸引商業上可行的投資。

外溢效應的條件

把產品或服務市場化,更須在市場推廣方面進一步創新,以滿足各地市場客戶的不同需求。從科學發現為起點,而以符合客戶需要為終點,則須各有關支援機構及參與其事者通力合作,才能收到預期效果。

美國矽谷及128號公路,都算是天時、地利、人和互相配合而水到渠成的成功例子;後來即使透過政府政策在其他地區依樣畫葫蘆,亦奏效者少。事實上,要悉數湊合各種有利因素代價不菲,殊不划算。

若政府有意促進創新和科技進步,又能否提供所需環境,促進產生新知識以及企業盈利,令業界發揮互惠互利的外溢效應?

根據Michael Porter「國家競爭優勢」論的觀點,把同一行業的競爭企業集處一地,可讓同業間傳播知識,充分發揮知識外溢(spillover)效應。紡織與製衣企業聚集一處,應能為同業增長提供最佳架構。

但Romer與Lucas兩位對知識與商業之間如何有效發揮外溢效應,卻有不同觀點。

Romer認為相對於壟斷或近乎壟斷企業,競爭企業之間傳播知識的誘因較低,而他亦不介意政府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或資助。政府在建設軟、硬基建,以及通過規管措施營造支援環境等方面,都可扮演積極角色。他更成為「憲章城市」發展計劃先鋒,與各地政府合作推動鄉間都市化,致力發揮新興城市潛能,加快改革進度。雖然Romer所提倡的策略非為針對特別行業而設,但其策略宏圖確便於政府着手深入改革,改善現有規則及制度。

至於Lucas,則推崇都市作家兼活躍分子Jane Jacobs所提出非壟斷式企業、富競爭性且多元化的環境最有利知識與新意念傳播的主張。意念多元化有助發揮更有用的外溢效應。有別於Porter與Romer,在Lucas心目中,行業多元而非單一密集是重要的。

凝聚人才的關鍵

Lucas強調城市須能吸引高技術人才居住,具備多元化人口建立家園,招徠各式各樣的企業。

近年來,在創新與科技發展方面的表表者,要算是新加坡和以色列。約自1990年起,新加坡致力通過政策吸引來自海外尤其是中國的移民;以色列則因前蘇聯解體,俄羅斯對外開放,以致大批猶太裔俄羅斯科技和工程專才移民當地,1990至91年的移民潮更導致以色列人口於兩年之內激增7.6%,大受裨益。【圖】中顯示與香港相比之下,兩國近年人口急劇增長率。

與香港僅一水之隔的深圳,亦因市內發展成創新和科技中心,且對外開放,成為樂居之地,吸引大批來自各省市的高技術和創業人才移居。若把流動人口計算在內,深圳總人口相信已逾2000萬。

觀乎美國各市的相關經驗,亦足以證明企業競爭環境比壟斷的營商環境較有助經濟增長,而城市經濟多元亦比少數企業密集的形勢有利營商。由此可見,有關實證不利Romer的主張,而與Lucas和Jacobs的論據較為吻合。至於Porter,其推論則未至完全失誤,皆因單一行業密集式經營確能在某一時期奏效,底特律即為一例,但要持續發展,則仍須依賴企業多元化。

綜觀上述有關舊工業政策與創新和科技發展的爭辯,可見政府不但在建設軟、硬基建以促進創新活動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還須在人力資本方面投資、吸引來自海外各行業的專才、促進企業多元發展,切不可加以窒礙,並避免側重發展單一行業,且須制訂、維持法規和建制。

歸根究柢,高技術專業人才是促進創新的最核心條件。香港要制訂促進創新的策略,務必從人口政策方面入手。須知香港的經濟奇蹟,亦建基於1945至51年的外來移民潮,而非單靠積極不干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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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于漸

香港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及黄乾亨黄英豪政治經濟學教授大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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