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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6日

梁繼昌 專業為公

房屋政策 何去何從

最近不少市民與團體就房屋問題向筆者尋求協助,例如有市民因醫療需要向房屋署申請公屋調遷時遇到困難;有團體反映個別公共屋邨重建後的單位面積大幅壓縮,令筆者需要仔細檢視現時公共房屋政策的執行狀況。

行政長官在2015年《施政報告》中揚言「香港人一定要有地方住,而且愈住愈好」。行政長官的任期已經過了大半,政府亦已對房屋供應、樓市狀況提出措施,但卻無法有效改善港人的住屋問題。

房委會的最新數字顯示,公屋輪候冊的名單數目已達28萬宗;同一時間,香港的樓價按年上升近19%,居住「劏房」的市民高達19萬人。面對如斯境況,政府必須反思現行房屋政策、土地運用的運作模式和政策理念,否則長遠而言,對房屋問題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提到房屋政策,與香港同屬彈丸之地的新加坡絕對值得我們借鑑。立法會2013年發表「資料摘要」,詳列新加坡的公共房屋制度。摘要指出,新加坡政府把市民自置居所列為國家目標,因為自置居所能令每名市民增添自豪感及對國家產生歸屬感。故此,新加坡的公共房屋政策一直建基於透過鼓勵新加坡人自置居所而不是租住房屋,令他們在國家落地生根。

對兩地公共房屋政策的不同之處,姚松炎教授曾有一針見血的見解——住屋「在星是權利,在港是福利」。政府對住屋問題在本質上的看法,無疑會影響政策的制訂角度和推行力度。

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過去為當地超過80%人口提供居所,公共房屋居民當中,現時約有95%是自住業主,5%為租戶;香港的公共房屋只涵蓋45.7%的住戶,當中64%是租住房屋,36%是居屋。

在香港,普羅大眾若要申請公共租住房屋,必須「夠窮」,凡超出申請公屋入息上限的市民,便須在私人市場以或買或租的方式尋找住處,有能力「上車」的要承受高昂樓價,無法「上車」的則要忍受高昂租金,還須擔心業主隨時終止租約或大幅加租。政府過去曾關注市民的住屋支出與收入比例上升,最近有團體指出劏房住戶的租金支出佔收入比例高達41%,情況實在令人憂慮。雖然政府最近決定重建居屋,但數量有限,而且只在預售階段,恐怕無法紓緩現時的房屋需求。

過去視公共房屋為推動社會流動的政策工具,背後的政策邏輯十分簡單:讓市民能以較低的成本解決住屋問題,從而藏富於民,並讓市民有更多精力和資源投放在個人、經濟發展的事情上。今時今日,香港已是高度發展的城市,社會流動的空間已不如前,如住屋支出長期佔去市民每月的大部分收入,成為令人疲倦沉重的生活負擔,結果將限制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發展和創新,最終會削弱香港的經濟活力。

行政長官承諾未來10年供應29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未知最終能否兌現。面對日漸沉重的住屋開支,筆者留意到不少年輕人已開始轉移陣地,前往泰國、台灣、甚至日本等地方生活,尋求一個安樂窩。政府希望優才留港發展,但如此的居住條件,恐怕只會令有能力的年輕人愈走會遠。香港的房屋政策到底何去何從,政府是時候深思了。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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