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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0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談機遇 說機制 悉玄機

一、

政改方案在令人哭笑不得的尷尬(也許有人會說荒唐)場面下落幕,梁振英政府「頭也不回」,不向市民作任何解釋和反思(肯定有向其權力來源作了「檢討報告」),便馬上轉移陣線,以經濟民生為命題,向中央政府爭取支持,同時多番造作,與內地省市交流示好(向香港建制內外的「反對派」示威!),一味強調「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能給香港帶來的機遇等等。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透過不同渠道,呼籲港人不可忽略「一帶一路」能為港區港人帶來的市場與商機。地方高官推廣中央政策是分內所應為,因此大家應以平常心看這兩位高官的表態。不過,細看他們的言文,曾氏肯定比他的上司「在行」,所以能夠比較具體地指出香港仍具國際競爭力的四大產業(金融、經貿物流、工商專業服務及旅遊),可以伸延到「一帶一路」的發展,以累積經驗為「走出去」的起點,促進本地經濟增長……。曾司長說實在話,但腳踏實地的同義詞是不精闢不精采;然而,比起行政長官站在雲端說話的內容,起碼沒有予人以「離地」(不切實際)的感覺。

在接受新華社的專訪中,如同他對自己治港政績一樣,行政長官對香港經濟形勢亦「感覺良好」,認為「香港的體外經濟發展愈來愈大,愈來愈好,東北亞地區、歐美和東盟,都是重要夥伴……」。又說新加坡羨慕香港出了李嘉誠;但他認為「香港除了類似李嘉誠的大企業家外,還有很多中小企業家在外面做得很成功,所以我們應該支持他們在海外的進一步發展」。梁氏以擅長語言「偽」術名於時,他說新加坡讚賞李嘉誠,似和事實不符,與足以作為新加坡代言人的李光耀在其回憶錄中的表述大有出入;二○一一年八月中旬筆者評介《李光耀回憶錄》,強調指出李氏對「李嘉誠和陳方安生有保留」(見「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系列;收《政客嬉春》;852post.com回應梁氏談話即時指出梁氏所說不符事實)。李光耀以開國之君的架勢,不欣賞李嘉誠(雖然筆者認為李氏為本地最有識見和國際視野的成功企業家)等以發展地產起家的香港大亨,不難理解。回說行政長官上述那番話,究竟是想顯示香港大小企業的成功關鍵是在於特區政府的支持,還是暗示「見大企業家而蔑之」,展示特區政府今後只會支持李嘉誠以外的「成功」企業家?

對於「一帶一路」,梁振英認為龍頭企業(曾俊華提及的四大產業)可以帶動「走出去」,只是泛泛之言,他的着眼點在「總部經濟」大有作為。什麼是「總部經濟」,其意為大家都「走出去」而根(總部)留香港。梁氏作了這樣的推演,比如少為人知的蔬菜種植、畜牧及養殖業等,港人可以憑在內地經營農場的規模、經驗和市場,搬到其他國家發展。只要總部和「大腦」在港,便有助香港經濟。為了推廣這種理念,他稍後會率團出訪,推動香港企業在海外大顯身手。也許筆者少見陋聞,執筆時真的想不起香港有什麼企業家在內地經營梁氏所提及的農畜業成功得可以在陌生的地土上栽花收果!

二、

以香港已是亞洲金融重鎮的地位,港人向來的盤算總是如何在拓展人民幣的國際市場上先拔頭籌、着着領先,吸引絲綢路上各國,更多利用這個地方的專業服務及商貿網絡,讓香港在已有的硬件和軟件上,更進一步。行政長官鼓勵香港工商界發揮大家並不擅長亦不出色的農畜養殖業,並以此為「走出去」的其中一項「看家本領」,如此「別出心裁」,對於個別企業家或大小商人的一己抱負,許或是不比尋常、非常特別,甚且「有利可圖」;可是,作為特區政府的最高決策者與政策制定人,梁氏豈能像個別企業的主事人,謀求「機遇」而不是籌謀一個足以玉成本地企業更上層樓的「機制」和環境?從這一角度因應,梁政府雖要積極有為,然而不得要領,讓人看不到苗頭,香港的前景能有多樂觀?

政改方案功敗垂成,反映梁振英政府領導下的香港,人人深思熟慮、扭盡六壬,結果卻徒勞無功,一無所得之餘,還留下許多分化社會的消極後遺症。如今行政長官着意於在經濟民生方面有所表現,希望藉此沖淡港人政改不成而積聚的怨氣並以之令中央對他「重建信心」,特別提到「積極性不干預政策」已過時;其實,「積極性不干預」,是一時一地一個小官府的基本工作態度,由於出現過長期利民益港的效果,這種小政府處事從容的態度,確曾為這個一度十分開放的自由港的人民歡迎!

改朝換代,中國強勢崛起,即使回歸後的特區政府繼續堅持同樣的不干預政策,外人也許未必相信這個地方仍有當年的自由與開放。有「一言而為天下法」和「一錘定音」權威的北京政府,對於特區香港不夠積極進取,也許會視為疏於操控、不負責任,不足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所以梁振英年前的競選綱領中提到不會不干預,理由是在全球劇烈競爭的環境下,積極不干預政策已過時。

「一帶一路」中的絲綢之路,是遠自中古時代便形成的水陸交通線,是中國對外通商的經濟命脈,雖然一度聲沉影寂,北京政府卻不嫌過時,追蹤、優化前人商旅的足印,重建、加強與沿途諸國的政治交往、商貿合作……。「古老當時興」綻放新氣象,何來過時?這種策略,正好反證只要能派用場,政策只看適用不適用、適時不適時,而無所謂「過時」。梁振英說政策「過時」,只是託詞,因為面對全球競爭,並非今時今日才有壓力。以「適度有為」取代積極性不干預,更難保證會比已成過去的那套做法更能惠澤民生。總而言之,積極性不干預難以持續,與是否「過時」無關,而是香港已沒有奉行的條件和空間!

領導層力有未逮而偶有犯錯,絕對不是不可原諒;要是顛倒黑白、混淆視聽,港人便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梁振英對「不干預」的過時論上,不清不楚、無關宏旨,如今港人當小心聆聽,張眼看清楚「適度有為」究竟是什麼貨色──仍然是市場至尊還是以政府政策為主導?若為後者,那可是香港體制不能承受因而不該逆轉的關鍵!

‧梁振英的「過時」論.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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