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13日
特首梁振英接受新華社專訪,指本港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尤其是近年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和創意競爭,因此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有必要放棄沿用多年、但已感落伍的積極不干預思維,改為適度有為、引導配合,並且必須抓緊機遇,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部署中更好扮演「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香港近年政治泛濫,議會拉布無日無之,《財政預算案》幾乎也要拖到最後一刻才能過關,多次被迫臨「財政懸崖」。整體經濟民生建設受挫,競爭優勢被削,港人福祉遭殃。
政府自從把政改提上議事日程以來,前後歷時18個月期間,把工作重點集中在推動政改上,其他一些經濟、民生工作均自動讓路,結果卻是政經民生全輸,換來的只是殺紅了眼的政爭撕裂,大學校園亦淪為暴力戰場。面對新形勢,港府應有所作為,擺脫政治惡鬥,專注發展經濟民生,並且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做好團結工作,帶領港人社會在「一國兩制」的正軌上前進。
積極不干預主義被視為自由放任政策的一種,由港英財政司夏鼎基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提倡,公認是香港經濟起飛的要素,以及香港的主要競爭優勢。不過,在實際操作上,適當及適量的「干預」並非壞事,有時甚至是必須的,至於非市場力量亦早在食物供應、交通、房屋、教育、勞工工資、土地供應、原材料入口等多個範疇,發揮愈趨主導的作用。即使手執資本主義牛耳的美國,政府亦對經濟商業活動揮舞指揮棒,諸如衝擊全球金融市場的量化寬鬆措施,以及正在改變美國經濟面貌以至地緣政治的頁岩油政策,都是華府「有形之手」的傑作。
在市場一體化、經濟區域化的發展大潮中,市場競爭早已超越廠家企業單打獨鬥的格局,政府的對外協商談判、對內指導協調,才能建立跨地域的競爭力量。況且,無論世貿談判、亞投行、「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區政策,以及現正草擬的國家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特區政府若不適度有為、積極參與,香港經濟非但無法把握機遇,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更可能白白把機會送予鄰近地區和其他競爭對手,自我邊緣化。
當然,政府適度有為和揚棄積極不干預政策,並非意味由政府以行政取代市場,而是要借助新思維、新政策去解開目前在發展方面的死結,並要縫合現存的五大斷層,包括:一、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均形成的貧富斷層;二、樓價和租金增幅遠超人均收入增幅,由上車難形成的蝸居斷層;三、升學難、就業難、創業難形成的向上流斷層;四、支柱產業為主軸的經濟結構難以持續,出現產業斷層;五、由本土派、港獨所力倡拒中疑中的「鎖港」主義,阻撓粵港經濟整合,形成妨礙兩地互利共贏的陸港斷層。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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