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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24日

鄭赤琰

五化搞亂立法會

6.18立法會表決2017特首普選政改方案一刻,建制派有人拉隊離開議事廳,以為全體建制派議員會跟隨離席,這便可因不足法定人數而流會。豈料離場的只有32人,流會不成,最終的投票結果變成28票反對、8票贊成,否決方案。

這結果意外也好,有人算計也罷,此刻已不重要;最為嚴重的是,令人看到立法會亂搞的程度,不禁令人扼腕!所謂「亂搞」,有五方面:

一、立會主席機械化

就制度來說,立法會/國會這個民主的重大立法機關,要在辯論和守序之間維持平衡,最終要做到這個立法機關立而不破,不是全靠立法會管理條文完善與否,而是要靠主持立法會的主席於適當時候對適當要求作出適當的酌情權。

任何體制均可讓主持會議者在條例之外擁有酌情權,否則生硬的條文,加上僵硬的主持人,分分鐘會把會議搞到雞毛鴨血,連帶把制度摧毀掉。曾鈺成主持的立法會就是僵化有餘,變通不足。這現象在他當主席以來,層出不窮,就以拉布來說,把議員的權利捧成「神聖不可侵犯」,把議員刻意癱瘓整個機關而有策劃的拉布當成針對個別政策的拉布,是犯了僵化看待議員權利使然。

結果,連貧苦大眾的綜援金也受拉布所害,這次拒絕延遲15分鐘的請求,理由是催鐘投票已響,不可能叫停,更是十足的機械化主持議會,寧願犧牲32人的投票權,也不願叫鐘停,簡直不可思議!

二、「等埋發叔」人情化

立法會是個嚴肅而莊重的立法機關,如此重大的政府機關,每位議員的公私身份,若以投票來論,公私分明,因為每位議員都由選舉產生,即使有普選與否的分別,但議員應向選民負責,那是沒可爭議的公事(不是私事)。

把27名議員以「承諾書」方式綑綁一起,不容任何人有獨立思考、發揮個人創意的空間,那是講義氣,不是講公責。前者是私人之間的承諾,後者是履行公職;前者是人情化,後者是法制化(institutionalized與Personalize之別)。

泛民如此,在最後5分鐘連建制派也如此,為要成全劉皇發投下這歷史性的一票,建制派議員竟有32人大意到義無反顧,也不回頭算算有無足夠的流會人數,便斷然不進會場投票。嗚呼!看來立法會的人情化已走向常態化。

三、自由黨自我化

作為一個政黨,有本事一黨獨大,便有條件可自我中心,否則在多黨情況下,不講究串聯,便會給其他串聯起來的政黨邊緣化,甚至孤立、困死。香港之所以形成泛民與建制各自結盟,正是由於太多政黨無法獨力行事,才結伴同盟。

自由黨之所以被視為建制派其中一個政黨,是由於平日在議會或行政會議上,該黨通常會與其他建制派黨團同一陣線,投票支持政府的方案,也有參與行政會議;可是每到政府有重大方案表決時,自由黨總會在最後一刻我行我素,表現得十足自我中心,完全不考慮陣營歸隊,同心同德,而是獨自行動,叫同盟黨挫敗。

2003年表決第23條立法方案前一天,自由黨突然轉軚,公開宣布在立法會不會支持立法過關,令當時董政府失去自由黨8票,無法取得三分二多數過關。事出突然而又意料之外,不到20個小時,董政府撤回方案,至今三屆政府均無法再提。

今次的2017普選方案,建制派多個政團已拉隊32人離開立法會,想以流會辦法爭取時間,讓所有建制派議員可以全部投票支持方案。可是自由黨5名議員選擇離場,即使眼見數人頭確認合法人數的幾分鐘內;該黨不是議會「初哥」,心知肚明有他們5票,便可跨過法定表決人數,也知道投票結果會變成反對票以3倍有多反對方案,變成28票對8票,支持普選方案一方慘敗,這是歷史的正式紀錄,哪怕是建制派事前口口聲聲說是以42票多數對反對派的28少數,但是沒有「正式」(Official record)紀錄,也是枉然。

弔詭的是,民主派口口聲聲說要普選,正式紀錄下來的立法會投票,卻是以28票的三分二多數否決普選方案;建制派口口聲聲說要支持普選方案,最後卻只得8票支持,真是陰差陽錯,可見自由黨的政治功力往往能在最關鍵一刻製造一個巨大而完美的「風暴」,該黨不但是同盟的「異數」,而且還有「特異」功能呢!

四、民建聯稀釋化

民建聯作為建制派最資深、最大、最有資源的政黨,無論在立法會或行政會議兩頭都吃得開,理應擔當建制派的龍頭大哥,在立法會理該抓緊發號施令,領導派內議員才是。可是這次的6.18事件,充分看到在這麼重大、全國關注、全球留意的普選政改事件上,竟可因着經民聯要成全發叔投下一票的願望,當事者林健鋒事前沒有安排好,卻能在5分鐘內倉卒之間向主席曾鈺成要求延遲投票15分鐘不果而臨時作下決定,成功把民建聯一眾議員拉隊離開立法會。就算相信當事者的說法,指發叔的遲到事出意外,但叫人不敢相信的是,建制派第一大黨的民建聯好幾位資深領導人也在場的情況下,深知延會不成,流會又不是想當然的事,竟然不用大腦想想,臨時離場萬一出事的政治後果會有多嚴重。

既已走出會場,又不懂看看有沒有人留在會場不走,可見整個事件反映出來的是這個大黨已虛有其表,領導權不是旁落,便是已給派系友黨稀釋,因為心無領導的責任感,才會如此輕易便可以在5分鐘內脫稿演出,甚至很可能連整個行動也沒準備好行必遵守的綱紀,才會鬧出沒法向公眾作出合理交代的笑話。

這次的問題並非孤立事件,沒法領導派系內友黨的事早已屬常態化,最明顯的是沒法領導自由黨,這次還給經民聯拖累,還有只願加盟而不願入黨的新黨不斷冒出來,也說明這個黨缺乏整合同路人的吸引力,其根本問題正是沒法充分發揮政黨的功能。

五、行政立法太分化

根據《基本法》的關係定位,行政主導立法是當初的政治設計原意。證諸政治現代化與民主化的經驗,也確是如此,像英國的國會制度,由國會議席選舉取得最多席位的政黨獲賦予組織內閣的權利,內閣負責政府的行政工作,內閣通過黨內在國會議員多數支持而獲得主導立法的地位。反對黨的國會議員佔少數而沒法反制內閣,行政主導立法也就可保證政府有效領導。美國也有類似的政制設計,這裏不贅。

可是經過18年的觀察所得,行政往往在關鍵的重大立法方案沒法通過立法會這一關,像第23條與現在的2017行政長官普選兩大立法方案都告失敗,最近在立法會出現激烈抗爭的情況,像拉布阻攔立法、菜園村發生的圍攻立法會的高鐵預算案事件、港珠澳大橋和北區新市鎮等重大政府發展規劃,均告一波三折,充分反映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不但不是主導,而是愈來愈分化,無法完美接軌。這次政府花了九牛二虎的努力,還作出鋪天蓋地的民意爭奪戰,最後不但沒扳回28票的任何一票,反而連建制派最後也走了32票,可見行政與立法的分化,已呈現不可預測的變數。

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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