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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4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教育與社會公義

美國教育研究學會(AERA)的年會,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聚會。今年的年會在芝加哥舉行,出席的有14000多人,來自世界各地,聽說大概有40%來自美國以外,因此也是世界教育界最受注意的一個碰頭場合。今年的主題是「語言、文化與公義」。聽了不少有關教育與公義的論文,很受啟發,也才知道原來這個課題,已經有許多人開始在做工夫了。

社會公義是一個泛稱,可以代表許多不同的東西。但是社會公義的被提出、社會公義在教育領域遇到的衝擊,卻足以令人深省。會議的場刊封面,有社會公義的各種文字的翻譯,中文翻譯竟然是「天理」,頗為有趣。

教育觀念 可有公義?

社會公義在教育領域的體現,首先是學生在教育體制裏面受到的待遇。這與本欄兩周前的《教育可以公平嗎?》一文的主題不謀而合。學生會不會因為各自的家庭、種族、宗教而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幾篇論文都不約而同地提到:由於學歷的要求,教師一般來自比較溫飽的家庭,他們的背景,與大多數學生的低下收入家庭,很不一樣。他們對待出身環境比自己差得多的孩子,是怎樣的一種心態?對於一些基本上不會升上大學的孩子,教師又是抱着怎樣的一種教育觀念?而負責培養教師的師資培訓人員,則一般學歷更高,他們與學校裏的學生,境遇更是相差很遠。他們會如何教導打算入行的準教師,以公義的原則對待學校裏背景各異、能力各異、信仰各異的學生?

有一位澳洲學者,為了體現農村學生的學習生活,親身到農村當教師。她體會到,農村的孩子,本來成長的條件與環境,就與城市孩子很不一樣,因此他們本來就會有與城市孩子不一樣的教育觀、社會觀、世界觀。但是教師大多數來自城市,他們往往帶着城市的社會觀、教育觀來到農村,因此不知不覺之中,往往潛意識地在「糾正」農村孩子的社會意識,他們會下意識地認為農村孩子的意識,與教育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因此要他們向着城市的社會意識看齊;不知不覺之中,農村的孩子彷彿生下來就帶着「原罪」,須要擺脫自己的農村根源,才能搭上教育的列車。

值得注意的是,澳洲的農村雖然也會有貧困的成分,但是這位學者的注意點,卻不是貧富的界線,而是農村與城市的更加深層的鴻溝。教育工作者往往就是努力在意識上把農村孩子往城市拉。由於教師本身來自城市,他們會下意識地覺得,要努力把農村孩子拉到城市孩子的水平,才談得上有機會成功。他們也是善意地為了學生好。

然而,教育體系本身也的確是城市意識的產物,只有順從了這樣的意識,才談得上在教育體系裏面有所成功。這種現象,當然不限於城鄉的差別,也存在於城市中貧富之間、不同種族之間、不同宗教之間。在1970年代,此類有關教育的社會屬性的討論非常多,在英國尤其如此。但是那時候,人們是作為理想性的學術討論來看待的,往往是對於現狀的深刻批判,而沒有改變現狀的意圖與方案,因此往往被列為激進的學說。

背景差異 如何看待?

記得英國已故的Basil Bernstein就舉過這樣的例子:四幅圖畫,一個故事,要孩子敍述。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會用比較流暢的、邏輯清晰的語言來敍述;非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況中下家庭的孩子卻往往只會用比較破碎的、前後並不一定連貫的語言來敍述,這並不一定表示後者不理解圖畫中的故事,而是他們的表達方式,就帶着家庭背景的烙印。在他們的家庭裏面,不是用知識分子的一套(Bernstein稱為Code,語言代碼)來溝通的。1970年代,美國也有不少的研究,發現黑人家庭長大的孩子,他們的語言本身就帶有濃厚的種族特色,到了學校就被認為是不正規,在學校生活中一開始就吃虧。

我們討論教育公平,常常以為在教育裏面,機會均等。也許比較少注意到,教育也是某種特定的遊戲,有它特定的遊戲規則;而由於家庭背景與成長的環境,這些遊戲規則會有利於某些學生,而不利於另外一些學生。

教育功能 社會流動

在金字塔形的、流動不大的傳統工業社會,教育的基本功能就是選拔精英,生產各層次的人才,淘汰大部分;因此要學生順從教育的遊戲規則,原來就是設計的一部分。因為家庭或者其他原因在教育體系裏面失敗?「對不起,是你夠不上。活該!」

今天社會變了。金字塔逐漸萎縮,社會流動變成了常態,教育的功能就是給予每一個學生足夠的本錢,可以在變幻的社會中有機會流動與生存。對!是每一個!否則,社會就會積存永遠壓在社會底層的、長期失去希望的、充滿怨氣而反叛的一大批人。教育要是不能發揮這種功能,又或者教育還以為自己的功能是擇優淘汰,社會將會在未來付出長期的、巨大的代價。

在AERA會上,還聽到了英國的近況,頗為令人難過。英國近年歷任的教育部長,對於從事師資培訓的學術機構不斷表示厭惡。以前就聽過教育官員在香港表示,「教育的失敗,罪魁禍首就是教育學院!」(本欄報道過),因此抽掉給師資培訓機構的經費,讓學校轉聘顧問公司,在學校裏面培訓教師。

而所謂教育失敗,就是在各類國際比較中英國排行很低。去年底,有機會與新任的教育部長在倫敦晚宴,問他目前首要的改革是什麼,答案竟然是「Phonics!」(拼音規則)。那算是什麼改革?那也難怪,在倫敦市區(Inner City),80%學童都不是英國本土出生的。但也因此教育部的全部精力,就是要彌補語言與數學的低落,定下硬指標,要學生達到一定的測驗成績,而且以此作為教師考核、升降與去留的準則。這在學校教師裏面鬧得雞犬不寧。

教育部對教育學者最新的指摘,是假如他們不贊成這種做法,不集中力量提高學生分數,就是不顧這些孩子的前途、就是沒有把教育看成是公共財(Public Good)、就是違反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等等。罪大惡極!

美國前總統布殊提出的「一個都不能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當時也是非常堂皇的高調口號。但是因為最後落實的,只是學生分數,結果造成的,是對學生前所未有的壓迫,中下收入家庭的孩子更是遭殃,最終造成了一個宣告更多學生失敗的全國性大敗象。

學生要學習。教師要學習。政府也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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