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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日

洪清田 情思香港

新加坡現代化漫長的最後一里

李光耀學英國初始的原教旨式精英主義實用治理法,「拿來主義」應用於東方處女地的新加坡,青出於藍,創出奇蹟;往下新加坡必像英國那樣要面對成功體制用竭後、下一階段的嚴厲考驗。

李光耀五十年極不容易,但李顯龍和後來者的五十年更難,正如蔣經國除要面對蔣介石沒有遇到的問題,更避免不了蔣介石強人所遺下的課題。下一階段是現代性的人文考驗,形勢大可能像李光耀後期可以一人主宰。內內外外怎樣回應本身面對的新問題和處理繼承的舊課題,將決定新加坡的命運,也是另一番的東西文化的全球交錯對流,對亞洲、香港及中國有不少啟示。

美國仿英 戰後稱霸

英國之盛,是源於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文化哲學,精英自守自律,建制硬件結合人文軟件資源,吸納建制外的大眾人才資源,內外新舊精英和高低、異質性及同質性有區隔分際但又各得其所,live and let live、互動互變,相得益彰、相濟相生。但二百年間這套模式給美國抄去、擴大和強化,更自覺提升到(英人迴避的)人文價值和意識形態的更高層次,二戰前後取代英國在全球稱霸。

英國沉溺於固化保守體制和虛妄文明光輝,精英建制普及化後兩頭不到岸,建制精英傲慢自萎、大眾水平低下庸碌,上下交征利,成為李光耀眼中的「懦弱、退化、無能」。他在英國學到的那套初始的精英主義實用治理法,正好有東方真空帶給他試驗和施展,一生(自覺)吃透東西方的歷史差距,融合東西而成(類)現代文明的新加坡。

李光耀建立一個實利實力的框架和強制操控系統,形式選舉賦予他全面、不分際的權力。單一路線政策的決策權歸他一人,由他界定新加坡內內外外的現實和處境、課題和命題、客觀性和主觀性、前途和命運,由上而下指令和支配;單一路線政策的執行權和評鑑權全集中於以他為主的隊伍。

英式原始精英制加入東亞儒家文化的教育元素,培育出比英國人更英國人的精英和專業人才,形成實用主義權威建制、工作文化和生活方式,系統化排斥、消除個人自由、個體主義和多元主義。但一個社會國族文化的共同生命,終歸須要源於每個人的自由自主、自動自覺,只有每個人「靈根再植」才能由下而上有機成長。由上而下操控,階段或需要,但久而久之必成機械體系,可能過不了人文關。

李光耀完成五十年前夢想的亂世中的一個穩定繁榮、有效運作的現代文明、公民社會和國家,但是靠的是強人的實用主義權威統治,自由民主只是集體主義的自由民主、而非建基於個體的自由民主,只能說是成功了一大半;往下「由集體主義的自由民主」向「建基於個體的集體自由民主」轉型的一小半,可能更艱辛。

第一代創業者白手起家,自創體制、由建制外的精英變建制內精英;過程中披荊斬棘,想人所不想、能人所不能,化不可能為可能,形成的體制是多部門有機體的配套組合與運作,各部和整體長期慣性自動運作和固化,人人假定臻於至善;任何外來異質干預都自然受排斥或消化,平時和傳承時一切強調「跟」和「信」。李顯龍在國葬上說「跟李光耀不會死」,他可能和李光耀一樣怕新加坡像英國那樣「懦弱、退化、無能」,主觀上要繼續重複李光耀的機械路線。

現代管理,對過去傳統一套現成做法不會再像一二百年前那樣片面強調繼續重複和「凡事照辦」,而是說從生活中出發改良現有既成規章、革新體制和規章;但「重複、改良、革新」三者之間可能三重變一重。三者何者為何,什麼是重複、什麼是改良、什麼是革新,都由當權者的人事和體制決定、判斷及評鑑。愈權威封閉,愈易誤判處境形勢、方向和策略、敵友你我,而且久久不能撥亂反正。三重變一重,其實都是形式和機械「重複」,或忘創業者初衷、變質退化,或因循重複、不思進取或錯誤轉向。

一個企業、機構或社會、國族、文化的共同生命,或免不了英雄超人的創生,但最根本的以基層個體為根本,由下而上自由自主融會成有機生命共同體,必由之路是放手讓每個人(學習)現代文明公民社會和自由自主,就像當年李光耀在星馬五代峇峇族和在英國學習那樣。這才能形成現代文明公民社會生態和共同生命。這不但是新加坡的考驗,也是亞洲現代化的考驗。「亞洲價值」企圖迴避這課題,成為笑柄。

轉化考驗 不能迴避

新加坡的發展,類似百多年前日本的明治維新,都是着眼於用西方政經體制和商貿財經實利,卻完全無視、蔑視西方政經的相關原理、思想內容和思維方式,以及人文內涵(甚而反唇相稽),中國到鄧小平才局部追上明治維新式的「中體西用」。

「亞洲世紀」迄今只是在西方開拓的政經物質範疇內以「量增及體積」趕上或超越西方,面對現代最低層次是三重轉化考驗:「機械實利 vs 人文價值」、「單元權力 vs 多元權力」、「由上而下家長權威 vs 由下而上個人自尊」。這三重轉化考驗指涉人類與事物的關係、官場內部權力生態和官民關係,也指涉亞洲地區外交和東西方外交。亞洲距現代化和現代性還有漫長的最後一里路。「亞洲世紀」過不了這關,必然徒託空言。

21世紀的新世代,個人化和自由化、全球化和資訊化,個人和各群族的共同身份認同、存在意識和本體性(Collective Identity, Existentiality and Ontology)都是隨機re-configuration 的givens,以及政經社會起伏互為因果,超越國內國外各種邊界,矛盾衝突瞬息萬變,無不生死攸關。

新加坡對內對外,不能迴避這些普世人文價值和現實文化生態,如不能自己「靈根再植」,只能加入別國,是拼入中國、台灣或美國、以色列?

作者為「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reen Templeton學院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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