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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1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以史為鑑什麼史 觀人言行哀港人

一、

為了說些權力來源中聽或取悅領導人的話,不少獲北京賜以一官半職的老香港,不知是為了引起京官的注意還是因京官的授意,在「適當時候」便會站出來說些對港人而言只有「擾亂視聽」效果的話;已經充電重生的港英舊臣,當過教育統籌局局長、常任秘書長、廉政專員、現任行政會議成員及人大代表的羅范椒芬,便是此中翹楚、今朝顯貴。

回應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就「香港青年對國家了解不足」的批評和要求對香港人「做好人心回歸工作」的提議,范女士把「天下之惡」歸諸香港的教育制度。可是,尋根問底,令這一代莘莘學子「在一個沒有歷史、沒有根的課程框架下成長」,罪魁禍首卻正是范女士(起碼她要負上很大部分責任),引Ms Yu在十五日《立場新聞》發表的《當初是誰幹的好事?》,教育統籌局(二○○七年起改稱教育局)在二○○○年取消中國歷史為必修科,此舉成效甚著,以修讀中史科的學生因此大幅下挫,簡略的統計顯示,一九九九年的中學會考,報考中史的日校考生逾三萬,其後連年下跌,至二○一四年同一數字只有六千五百多人。由於政府的「不重視」甚且把之從必修科名單中剔除,報讀和報考有關科目的學生持續萎縮,相應地,香港青年人對我國豐富的歷史認識不足,是構成現在他們對國家缺乏歸屬感和沒有認同意識的關鍵因素。非常諷刺的是,范女士對她當年的決定及貫徹這項短視錯誤的政策,至今不僅沒有幡悔和詳細檢討,反而擺出一副與她完全無關且加以鞭撻的姿態!

為了配合領導人的訓示,范女士於兩會期間,公開建議特區政府考慮在師訓過程中加入國情教育,例如要求準教師往內地大學讀一個月國情課,「作為入職執教的基本條件」,她並強調此舉在於讓學員「理解管治大國的困難、複雜」,惟有如此,「才會產生認同感和同理心。」范女士的看法大有道理,她說︰「教師有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也要裝備自己,對國家及香港有全面客觀了解;而現時教育(局)及大學,並無有系統的制度介紹國家的方方面面……」她因此要在港進行再教育,「將來有人提出疑問,便可有思考框架,對理解政策有幫助」。以范女士的地位,說這些話,仍然招來「進步教師同盟」的批評,指她「干預教育事業,更是對本港師訓機構和大學教育的貶抑及不信任……,是一種威迫與利誘」。不過,平情而論,有如當局應該重新把中史科納為必修科一樣,準教師和大學生上國情課,以至「所有大學生應該往內地交流」,在香港與內地融合之日日近的情形下,上國情課認識祖國的,不應只限於準教師和大學生,全港市民尤其是中小學生都應有這種機會。事實上,在前朝末期,港府已定期派遣官員北上清華聽課(受訓?),如今有更多港人參與,是很自然的趨勢。可是,范女士之流的有關說話,「指示」的意味甚濃,沒有留下人們可以自由選擇的空間,那份「強迫性」衍生的洗腦氣氛,亦就令人心底發毛了!

二、

不過,在香港人響應范女士「號召」北上充實自己之前,內地必須首先梳理出一本與歷史事實相符的「國情讀本」,生活在香港這個開放的社會,特別是「識字分子」,都不會認真看待按照「上意」或「黨的需要」而被篡改的歷史,那等於說要港人學習一本滿紙偽史、假話連篇的國(黨?)情,只會收到反效果。

關於修改歷史,並非中共或國民黨的專利,而是深植國人基因之中的元素,有文字記載的三四千年俱如此。四十歲便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丁肇中教授,去年十月中旬應邀到上海中歐國際商學院發表題為《我所經歷的物理實驗》的演講,當中提到他的學習經驗,據十月二十五日本報引述內地《澎湃新聞網》的報道,丁教授說他「小時候對中國歷史非常感興趣,常常考一百分,後來我發現研究中國歷史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因為很不容易發現真實情況,中國一改朝換代,第一種事就是改(寫)歷史!」歷朝統治者都為自己塗脂抹粉、去惡揚善,這種美化自己的慣性,到了掌握絕對權力(槍桿子金錢一把抓)的中共,為了彰顯其一貫正確絕對正確的領導,對史實動大手術,已是連當權者亦不得不默認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教開放且有機會通過不同來源了解史實的香港人心誠悅服地接受內地的一套呢?筆者的答案有負有正。負是指不相信固大有人在,正是指相信者亦頗不乏人。顯而易見,前者是有批判思考的人,後者則相信中共一切正確!十分明顯,更多的人北上「取經」的結果,必然是造成香港社會的進一步撕裂。

不但在「國情」上進一步分化香港,由於內地對網絡有多重管制與管理,北上「學習國情」的人,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在內地只能享受有限度的網上資訊自由,對祖國原本一片忠心的會有二心,對祖國本來便沒好感的只會更疏離……。在內地未能在「國情」上忠實反映事實,並在和思想自由上與「國際標準」不太離譜的情形下,任何鼓勵港人北上學習取經的主張,作最樂觀的推想,效果是有利有弊而肯定不能達到范女士所預期的目的。

三、

鄭家純和羅范椒芬以及他們的同路人長期以來在香港散布的言文,目的無非希望港人「歸心」,效忠祖國,這種做法的出發點是正確且可取的,問題是中、港(內地與香港)須有誠實真誠的交流和可靠的「教材」;若非如此,只要香港仍是一個面向世界的自由城市,一切努力均屬枉然。

美國政治學者艾利思在《面向國旗》(R.J. Ellis: To the flag: The Unlikely History of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一書,對為什麼美國國會於一九四二年通過法例採納貝爾拉米(F.J. Bellamy, 1855-1931)牧師早於一八九二年草就的「效忠誓詞」(Pledge of Allegiance),當年因大量歐洲移民「心懷故國」,無論在言行上以至崇拜上帝的儀式上與土著頗有差距,遂令這位波士頓浸信會牧師(因同情窮人有「社會主義者耶穌」〔Jesus the Socialist〕的綽號)撰寫全民遵行、效忠美國的「誓詞」,使全民歸心。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這數十年來「誓詞」數度修改,一九五四年的版本為「我謹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及效忠所代表的共和國—上帝之下,未可分裂之國度,自由平等全民皆享」。但二○○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大法官古德溫(A. Goodwin)在一宗官司中判不肯讀出「上帝之下」的被告勝訴(這宗官司促使艾利思寫這本書),因為這有違主張信仰自由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包括禁止國會立法妨礙宗教自由及言論自由……)。宣誓效忠國家,在美國早已成為例行公事,國會(及各級議員)、政府部門、部分私人機構以至各級學校於典禮或每天早課,都有宣讀「效忠誓詞」的儀式,但如今不僅「上帝之下」因「異教徒」不同意而刪除,許多學校亦不再堅持此一只徒具形式而沒有任何實質意義的「宣誓」。不過,即使如此,有誰能說美國人不愛國?!

效忠一國本來不難得到港人認同,可是,當黨等同國家的時候,黨的主張與國策便分不清界線,在這種情形下,香港人便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噪音」!如今香港和內地一樣,同是「多事之城」,有太多更具建設性的事待我們去完成;「國情教育」的確非常重要,但目前強制性推行,時機似乎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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