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3日
北京新權要主導的「亞文革」正在擴大,思想宣傳系統高官訓令各地,「學好習總一系列重要講話」,強化對思想意識、文化出版的控制,批判憲政民主論、民間(公民)社會論等,清除自由化的影響。海外史學家余英時教授的著作被封殺,有的書店執行命令「立刻下架」。
北京官方雖未公布封殺令,但北京、廣州等地的文化界已流傳下架消息。
余氏曾在香港發表文章,論述公民抗命的概念、內涵、風險,涉及「和平佔中」。這或是著作下架的一個原因。
出版物的下架,未必有網絡專欄下網的「同步現象」。往往是下架一段時間後,網站承受壓力增大後才下網。
十月十二日,自由派網站「愛思想」並無同步現象,未隨下架封殺令,把余英時專欄下網。它轉載余氏文稿的專欄,仍可瀏覽如下論文:中國文化與自由民主不是尖銳對立,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追溯中國的詩史觀,仇外是中國的一個輿論傳統。
上述文稿是史學類的研究論文,不涉及當前北京的敏感政治話題,實無「勒令下網」的藉口。
北京的政界和學界,並非鐵板一塊。在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以強勢姿態推動思想意識的大清查、大批判,連體制內左派提出的「社會主義憲政論」亦受波及。
但是,一些相對較開明、較理性的官方媒體,如廣州的《南方周末》、北京老牌文獻雜誌《新華月報》和《新華文摘》,仍發表對余英時的專訪,或轉載其文稿。
《新華月報》不久前就摘刊《南方周末》文,題為〈哪裏是安身立命的樂土,哪裏就是中國——唐獎漢學獎首屆得主余英時教授的生平與貢獻〉。
文中提到余氏從香港新亞書院到美國哈佛大學的「心路歷程」,也提到二○○六年以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余英時文集》十卷,「余英時教授在中國的影響力臻至頂峰」(新華月報今年總第九四一期,頁一○二)。
余英時教授不僅是德高望重的史學家,也是思想家,更是香港、台灣、大陸和海外知識界關注的公共知識分子。透過為他人出版物寫序言、發表歷史隨筆和時評等,他評論時政,表達對社會的人文關懷。
在《重振獨立自主的人格》一文,他表示:「我對於今天被迫沉默的中國知識人,依然寄予最大的希望」,希望重振已消沉的「個人獨立自主人格」。
一位有見地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以史為鑑、為民請命,保持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必在思考型讀者中建立影響力。為民請命的讀書人,絕不囚閉於讀書聲中,還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那份情懷,這就是明代東林黨人的「社會關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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