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2日
北京中央文史館資深館員資中筠發表長文,議論愚民政策使社會陷入蒙昧時期,神化政治領袖的個人崇拜令民眾愚昧。思考型的學者認為,她面對現在的「亞文革」講真話,突顯有良知讀書人的使命感。
在〈為什麼我們需要再啟蒙〉一文,她述評三個時段的蒙昧時期。她寫道:
「當前儘管以言獲罪仍然難免,比起前三十年(按:指1949至1979),環境應該說已相對寬鬆,而自覺地揣摩上意的風氣卻不稍減,說一些常識性的真話者竟成異類,或者被譽為特別勇敢。頌聖文化又一次抬頭,而且隨着國力的加強愈演愈烈。人們對於是非、善惡都已變得麻木。長此以往,不但尖銳的社會矛盾得不到及時解決,民族精神將日益萎縮。」
這是對「亞文革」的反思。中共十八大後,新權要提「兩個不要」和「七不准」,在思想、宣傳、教育領域展開大批判和大清洗,對政治權要則歌功頌德和効忠表態。這種左局,令人有「文革再來」的恐懼感。
當今蒙昧時期的頌聖文化,關乎「一黨領導」體制弊病的沉積,與前兩個時段的蒙昧時期息息相關。資氏提及第一個蒙昧時期,即「前三十年」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這個運動突顯「政教合一」的體制特點:
「政治領袖與思想導師合為一體。知識分子成為依附於某張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到文革達到登峰造極,善惡是非以政治路線站隊畫線。古今中外文化都『掃入歷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蠻,除少數清醒的人慘遭殺戮外,全民進入蒙昧時期,這就是海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導致道德淪喪的後果。」接着,她論述八九學潮後,社會進入新時段的蒙昧時期。她提到胡耀邦等發起的真理標準辯論,打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但10年後,「以武化手段結束(按:指天安門鎮壓事件),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轉,實際上恢復了『兩個凡是』。」
這就是江朝的蒙昧時期,其政治的標誌之一,是1991年的「七一講話」,回到毛的階級鬥爭論。他反覆強調敵對勢力論(與毛的階級鬥爭論呼應)、西化和自由化的危害,提出兩種改革觀和「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個人崇拜造神活動,加劇人身依附。
七十年代末「實踐檢驗真理」之論,是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是對家長制和文革的反思。八十年代初,在改革派主導下,中共中央關於「黨內準則」和文革評價的決議,明確提出反個人崇拜、遵守集體領導原則,顯現許多人對「黨內民主」的期望。
現在回到毛、江老路,發動新造神運動。不少知識界獨立思考者,對家長制和愚民政策下的「左折騰」有戒心,挺身而出表達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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