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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全面崛興政體已變 改寫國歌正是時候

一、

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代表第十三屆(五年一屆)第四次會議,將依次於今天(三月四日)和明天在北京召開,根據《憲法》的規定,「兩會」的代表,會把休會期間從人民中間蒐集的信息和要求,整理後「傳遞給黨中央」;代表這麼多、國事千頭萬緒,「廣大選民」意見多元,「兩會」將很熱鬧、掌聲雷動,不難預期。事實上,今年「兩會」值得慶賀的物事,不勝枚舉,舉其犖犖大者,便有有效控疫及「成功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中國人口這麼多、「確診」人數不成比例的少;而歷史上以貧困廣為人知的中國,如今竟然成功「脫貧」,值得大家慶幸慶祝之外,尚應把這種寶貴經驗作為「大外宣」的一部分,向海外宣揚,拯救世人,進而進一步確立中國帶引世界的崇高地位。

「兩會」的議程,一如舊時,當然多不勝數,但筆者有一項新提議——是時候重寫國歌起碼應重寫新詞了。這不是信口胡謅,實在是因為中國的處境,無論政經社各方面,都與從《義勇軍進行曲》演化而得的國歌的用詞,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更重要的是,沒有半句表彰當今偉大成就的歌詞,脫離現實,非修訂不可。內地人民從小熟識國歌,對不符實況的歌詞習以為常,不足為奇,但唱國歌現在在香港已成「必修科」,眼見祖國全方位崛起,但細味歌詞,便有不明其意或莫名其妙的荒謬感,這對國民教育帶來負面影響,不言而喻。因此,筆者認為改寫歌詞,已刻不容緩!

對國歌的興趣,從小培養,因此,當二○一七年九月一日人大常委通過於十月一日起實施《國歌法》並據《基本法》附件三引入港澳特區時,本欄便以「『義勇軍進行曲』從『起來到國歌的政治進化』」為總題,一連兩天寫了數千字,對此進化過程作了頗為詳盡卻並不完整的「考據」;其後有意寫一篇我國國歌源起的短文,但翻書苦無所得,連那由學而優則仕(歐盟駐中國和蒙古大使)的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 1941-)執筆的《中國歷史新手冊》(Chinese History : A New Manual)亦無所見;這本近千三百頁的專書,雖被識字分子稱為「中史百科全書」的專著,對我國國歌的源起,竟不着隻字,未免令人沮喪……。說來真有點巧合,便在筆者意興闌珊之際,突見哥本哈根大學青年學者倪麥森(Mads Vesterager Nielsen)刊於二月二十五日SupChina的長文《普天同曲——中國國歌的歷史》(One song under Heaven : A History of China's national anthems)。意外之得,喜不自勝。

二、

據作者考證,曾國藩長子、光緒年間出使英法(一八七九—一八八五年駐英、法大臣)的曾紀澤(1839-1890),有次出席國際會議,開會前主辦者的樂隊奏與會國國歌,獨清廷無歌,曾氏感得有失體統,遂由他作詞並着人寫了一首以《普天樂》(Pǔ Tiān Yuè)為名的非官式國歌(生效期一八七九—一八九六)。可惜,大概是清廷對此興趣不大,不予承認之外,且無錄音留下,倪麥森大作所附錄者(文章所及多首國歌都附錄音!)竟來自一九一四年美國新澤西Camden市駐軍軍樂團的演奏!

大名鼎鼎、清代四大中興名臣之一的李鴻章,一八九六年出訪英俄美加各國(三月二十八日至十月三日),五月十八日在俄國參加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禮時,軍樂隊依次奏國歌,典禮官不知無意還是故意,見李鴻章進場時,高聲宣布「奏大清帝國國歌」,《普天樂》並非官式國歌,且無五線譜,典禮官有意和李開玩笑的可能性最大。據說一度非常尷尬的李鴻章,起立清唱一首故鄉安徽民歌,讓在座外國使節「聽出耳油」……。無論如何,李氏回國後馬上選了一首「唐代詩人王建」的詩作,着人譜曲並名為《李中堂樂》(Tune of Li Zhongtang, 1896-1906),嚴格而言,與《普天樂》一樣,此曲亦不算是國歌,惟逢典慶如北洋艦隊的活動,都奏此曲唱此歌助慶。

「義和團之亂」後,洋務運動大興,清廷於一九○六年令陸軍部(Dept. of Army)請人譜寫「代國歌」(Temporary National Anthem),詞曲作者佚名,惟歌詞有「唱我帝國歌」(Sing our empire's Song),顯然是日本進口貨。

清廷第一首官式國歌,為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四日面世的《鞏金甌》(Cup of Solid Gold),作曲者為後稱「民國四大公子」之一的清末大才子溥侗,詞作者則為本報讀者應該十分熟識的翻譯大家嚴復。可惜,此歌寫成於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成功之後,因此這首清廷國歌很快無疾而終!

接下來在孫中山和蔡元培催動下,由教育家沈恩孚和沈彭年譜曲的《五族共和歌》(Song of Five Races Under One Union, 1912-1913)面世,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一九一二—一三年)嫌其不夠莊嚴,委任比利時作曲家Jean Hautsron譜曲,歌詞由「有司」摘取《尚書》中有關「舜禪讓帝位於大禹」的紀載,有說此舉目的在勸退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年);但袁「雄心萬丈」,一九一五年五月,「北洋政府政事堂禮制館」受命作國歌《中華雄立宇宙間》(崑曲家王露作曲、曾任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辦事員兼總統府侍從武官長的廕昌填詞);翌年袁世凱稱帝便奏此曲!

到了段祺瑞執政(一九二四—一九二六), 竟成立「國歌研究委員會」(National Anthem Research Committee),「集體創作」國歌《卿雲歌》(Song to the Auspicious Cloud, 1921-1928)。北伐結束於一九二八年,國民黨上台,當然要有新國歌,那首現在仍為台灣「國歌」的《三民主義》,據說作詞是孫中山和胡漢民,卻有指為戴季陶、廖仲愷和邵元沖合撰,由程懋筠作曲……。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是由《國際歌》(一九三一—一九三七)進化至《義勇軍進行曲》(一九四九—一九七八;一九七八—一九八二,一九八二至今),所有種種,二○一七年的拙文(收《高端消費》)說之甚詳,不贅。

倪麥森的長文,說明了國歌要與時並進,因此不應認為國歌改不得!事實上,兩岸的「國歌」,台灣那首《三民主義》,詞曲都趕不上時代,早應改寫;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聶耳的曲雄壯有力、激盪人心,可惜田漢的歌詞已是「大落後」,應改之以符大國崛起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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