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日
達爾文在他的著作《人類的由來》提出現代人類的起源是在非洲,國際社會對這塊被視為「人類之母」的土地有着很複雜的情感︰有些人仍視它為蠻荒之地,有着種種奇珍異獸出沒的地方;有些人視它為有待開發的處女地,投資得宜將會釋出無限潛力及商機。而在國家層面,非洲往往是國際政治兵家必爭之地,不論是昔日的歐洲列強,到今天的中美角力,爭取非洲支持往往是決定國際政治成王敗寇的關鍵。
然而,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6年的報告,在接受不同國家眾多援助的同時,非洲國家的對外債務卻不斷上升︰2011年至2013年平均債務存量達4430億美元,為國民生產總值的22%,並以每年10%以上的幅度增加。而不同形式的戰亂、威權統治及天災,往往被視為非洲發展面對的重要問題。
集權獨裁揮之不去
對於左翼支持者及部分發展中國家領導而言,非洲國家發展困難主因源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歐洲列強的殖民主義。借用國際關係學者Endalcachew Bayeh的分析,歐洲殖民主義的影響主要體現於兩個層面︰政治制度層面及經濟結構層面。
從政治制度而言,歐洲殖民主義破壞了非洲既定的人口分布及管治模式,而由上而下強加體制在獨立後最終轉化為不同形式的威權甚至獨裁制度。Bayeh指出,由於殖民者在非洲的目的是以最有效的方式獲得最多的經濟資源,因此在管理上不是採用絕對的中央集權制,便是透過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管理非洲殖民地,因而政治資源必然地集中在政治精英及殖民政府手上。即使在獨立後,殖民時期的政治文化也成為新國家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特別是因為在獨立戰爭期間需要大量的政治動員及人力物力,得到權力的國家英雄以民族情懷治國,其認受性一方面因着獨立成功的亢奮而不被挑戰;另一方面在反殖主義的民族建國心態驅使下,更容易走上獨裁政治甚至軍事統治之路。
以剛「被辭職」的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Robert Mugabe)為例,在西方社會被視為獨裁者的他,曾幾何時是非洲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而領導加納及肯尼亞獨立的國父級人物恩克魯瑪(Kwame Nkurumah)及肯雅塔(Jomo Kenyatta)也曾在建國後修改憲法或取締反對黨,放在今天的政治準則也是一個獨裁者。
事實上,由於這些新興非洲國家的政黨組成往往由獨立戰爭時所組成的準軍事組織演變而來,因此在處理政治問題時往往傾向以武力解決甚至不惜打內戰,不諳政治談判的藝術,也令非洲國家在種族問題以外更容易因為政治問題走向內戰,影響國家長期穩定及發展。
產業發展無法升呢
從經濟層面而言,殖民主義將非洲置於全球生產鏈的低層,令非洲國民要花大量金錢購買來自歐洲的完成品。在殖民地年代的早期,非洲對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額不斷增長,西非及北非在1850年至1885年的購買力是以每年4%至5%的幅度增長,也因此才吸引到更多的殖民及歐洲國家進入非洲。
儘管有部分殖民地在貿易及產業政策有一定的自由度,但大部分非洲殖民地最終轉化成單一原級經濟產業國,有天然礦物的就變成礦產國,有石油及天然氣的就轉化成石化能源輸出國,至於什麼都沒有的就輸出勞工到其他殖民地及歐洲工場。眾所周知,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價值不可能比完成品高,在欠缺有效次級及高級產業發展下,非洲國家只能依賴已發展國家的技術及產品,令殖民地後期非洲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殖民主。這樣的情況在獨立後改變不大,而一些產業政策的修改如土地改革或資源國有,又往往得失當地豪族或軍事組織,最終又是一場內戰及政治角力。
諷刺的是,隨着非洲不斷的「發展」,非洲國家面對着的發展問題卻更為不利。首先,舊有的模式仍然持續,不過是由歐洲的殖民宗主國主導,轉為中國近年以石油換取外交籌碼的經濟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已發展國家如美國及歐洲近年在非洲的投資重點一方面轉為可持續發展項目及數碼經濟(Digital Economy),先在這些未來的藍海項目分一杯羹,另一方面也因應非洲近年的經濟發展,改變既有國家及人道支援為主的海外援助及投資政策,變為以企業主導及經濟效益為主的投資方針,令非洲國家在國際融資上面對更多的壓力。而由於過往十數年非洲國家多以低息或是無償的海外貸款為發展基礎,一旦借貸環境改變,非洲國家在國內有沒有足夠的融資條件以維持增長速度及基礎建設?還是僅能讓個別城市發展起來造成更大的社會矛盾及差距?將是未來非洲國家崛起與否的一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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