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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2日

戴耀廷 法治人

中國人對自由的需要與渴求

心理學家把人類的需要分為5個層次,由最基本的生理需要以確保人能生存,到安全的需要以使人能生存在一個生命不受威脅的安全環境中,至能生活在一個他歸屬及感受到被愛的群體中的情感需要;更高的兩個層次的需要是,人能享有自尊,以及能實現自我的價價。

行動追求滿足需要

政治學家把最高兩個層次的需要,視為人類追求自由、民主的需要。若要令這些需要得到滿足, 政治和法律制度就要改變至符合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或也是引用這些心理學和政治學的理論,表示他對中國實現民主、法治是樂觀的,因他認為中國人民與其他人類群體一樣,都有與生俱來對自由的人性慾求,這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攔的。

這裏要區分人的需要(need)與人的渴求(want)。客觀看,所有人若要全面發展成為人,這5個層次的需要都要得到滿足。然而, 現實上,不是所有人都會主觀地渴求滿足這些需要,尤其是享有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需要,這種現象在中國大陸社會尤其明顯。

即使中國人與其他人一樣,都應有這5個層次的需要,但至現在為止,卻看不到普羅的中國人民對享有自尊和自我實現,也就是對民主、自由的需要有很大渴求,更不要說渴求會強烈到一個程度,以行動追求這些需要得到滿足,從而帶來制度的改變。有幾個原因可解釋這現象:

一、很多中國人民對物質層面需要的渴求仍是很強烈的,因較低層次的需要如生理、安全的需要還未得滿足,故未有空間感受更高層次的需要(如自尊和自我實現),因此也就不會渴求了。

二、一些中國人民覺得某些自由已得滿足,主要是經濟層面的自由,因而認為已滿足對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部分需要,轉移或減弱對政治層面的自由的渴求。

三、中國社會現有的主流文化價值,主要看重經濟、物質層面的需要,而要滿足這些需要是要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追求政治層面的自由有可能帶來社會不穩,故把這些需要看為錯誤的,或不是必需或次要的。這想法扭曲了人類的需要,令不少中國人民不去渴求這些較高層次的需要。

四、雖有些中國人對這些需要已有醒覺,但知道以現在中國的國情,即使他們求也不會得到,故此壓制了這些方面的渴求。

五、還有些中國人很想追求這些需要,但知道若真的認真追求, 那就要付出很大代價。他們不願浪費精力,就讓其他人去做,若能成功爭取,自己便可坐享其城,即使最終不成功,也不會有太大損失。

六、最後一類中國人也很想追求這些需要,但知道在中國現時的專制政權下,追求的代價會非常大,甚至現有的自由也會失去,故不敢追求。

務實性格不易改變

不過,這此情況於未來10至15年有可能出現根本的變化。隨着經濟進一步發展,更多中國人會去到中等收入水平,當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便不會滿足於經濟層面的需要,自然會產生對更高層次的需要的渴求。這一趨勢是難以逆轉的,除非中國文化重實際利益、 輕抽象理想的傳統思維是如此的根深柢固,能完全抵消全球化和現代化對當代中國人的影響。與宗教信念不同,中國傳統文化並沒有神聖的源頭,故要改變過來,相對上應比一些以宗教信念為文化根基的社會容易一些。

不過,中國人務實的性格卻不是那麼容易改變過來,因它可能植於中國文化的最深層。他們或會對政治自由有渴求,但基於現實存在的困難是如此之大、所付的代價是如此之高,中國人是可以大幅度和長期壓抑一些他們認為是不切實際的需要的。要把中國人對政治自由的需要轉化為渴求,不單要提升他們需要的層次,更要令他們願意付出更大代價追求這些需要。

要令他們願意這樣做,可能比調校需要的層次難得多。不過, 也不是不可能的,起碼從中國近代史、台灣和香港的民主化歷程看, 還是看到不少中國人能超越這種文化枷鎖的。故當更多中國人醒覺對自尊和自我實現的需要,並願意為此付上更大代價,他們累積起來的渴求力量,足以改變任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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